◎林長壽
我反思的第三站到了 1990 年代，看到的臺灣是由反對國民黨威權的統治，進入民主自由體制的台灣和一黨極權專治體制的中國的對抗，一種全面性的戰爭，包括軍事、經濟、外交、網路、大外宣以及文化意識等各種方面的對抗。從 1992 年，中共正式改革開放（鄧小平南巡）以來，台灣的作戰就非常辛苦。但也是在這段期間，我觀察到：
台灣真是神靈賜福的地方。
1990年野百合學運終結萬年國代，進一步促成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資料照）
從 2024 年往後回顧，1996 年是第一個關鍵年，因為總統的直選使得臺灣進人完全的民主體制，緊接著的教育改革和鬆綁，促進台灣社會加快走入民主、自由、尊重、寬容、團結合作的多元文化社會。這是善的循環，也讓更多居民認同自己的台灣身分，投入保護台灣的行動。如果沒有 1996 年，縱然解嚴了，也不會有兩次政權轉移，如此掌控著整個臺灣的軍警、情治、政治、教育、文化、新聞、經濟的結構不會瓦解。
隨著這些掌權者和跟隨者逐漸轉向認同中共的中國夢，那今日的臺灣會淪落到怎樣的狀況？想想 2018 年民進黨的地方選舉失利，不到三個月後的習近平告臺灣同胞書的一國兩制，接著 2019 年撕毀對港的承諾，以及蔡英文連任成功，這一連串由絕望到勝利的事件，真的是偶然嗎？
台積電如今是全球晶圓代工霸主，難道也是偶然的嗎？（彭博）
緊接著國際局勢的突然鉅變以及台積電的巨大成功難道也是偶然的嗎？甚至十餘年來的極端氣候，台灣的傷害相對遠遠小於日本、韓國、中國、印度、歐洲、美國等地方的暴風雨、洪災及暴風雪等的傷害，也都是偶然的嗎？在面對中共的威脅，如果我說對台灣的未來有著信心，這些看不到、摸不著的賜福是我最大的底氣。
臺灣文化是台灣居民日常生活點滴的寫照，經過書寫，更淬鍊成臺灣人的意識、臺灣人的價值觀，引導著台灣居民的選擇和往前奮鬥的方向。所以打擊臺灣最好的方法，便是貶低台灣文化或抹殺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或是將台灣文化放置在大中華文化的概念之下，例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或者「過份誇大中國歷史對台灣的重要性」。這些軟性的並且直接述之於血源的說法，很容易引起隨國民黨來台的懷鄉者、他們的後代和跟隨者，在血源情感上的共鳴。這些論調長期充斥在台灣各地，會軟化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共立場，並轉向親共。
最近宋楚瑜說：我們要誠實地面對歷史…，但只講了一部份的實話。（資料照）
最近宋楚瑜與向華強夫婦的對話就有這樣的用意，他說：「我們要誠實地面對歷史，從 1683 年起，清朝就統治了台灣，所以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的」。但是宋楚瑜沒有繼續往前看臺灣，就像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1949」或余光中的「鄉愁」一樣，只講了一部份的實話。從 1895 年到 1945 年期間，是日治時代，所以依據宋楚瑜的邏輯，台灣也是日本的？台灣在日治的這一段歷史直接就證明「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的」是一句謊言。看著宋楚瑜侃侃而談的樣子，說謊還能如此理直氣壯，正是將中國文化作為保護色外衣的典型偽善者。
反駁親共者類似的講法，還是要回到歷史。在台灣，許多人將台灣歷史從 1624 年開始敍述，因為這一年被看成台灣和世界現代文明接軌的開始。從臺灣文化的角度而言，1624 年也是臺灣文化覺醒的時刻，因為它警覺到一種強大的異文化的存在。
在 1624 年之前，台灣的居民有很大的一部份是來自中國福建，渡過險惡的黑水溝到臺灣開墾移居，他們的一生就是人類為了爭取生存，對抗惡劣的環境的一種記錄。惡劣的生存環境，也養成他們的堅韌性格。台灣人拿了一個皮箱，就能漂泊到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傳奇，就是這種堅韌性格的表現。日治時代，台灣社會一方面反抗外來政權，另一方面也進入現代文明的階段。經過受到多次血腥的鎮壓後，台灣人也學會用現代文明的方式來對抗日本這外來的政權。他們體認到「籌組政治結社的重要，以及政治運動的實踐，可以促進民眾的政治意識的啟發與政治教育的普及」。在這段時期，活躍的政治運動組織非常多，例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
台灣民主運動先驅蔣渭水創立了台灣的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歷史上組黨的濫觴，也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史揭開組黨的序幕。（游錫堃辦公室提供）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 年-1935 年）［註１］：主張基於日本立憲政治精神，應設置台灣議會，將台灣總督府的立法權交歸還民眾。
臺灣文化協會（1921 年-1927 年分裂）［註２］：在成立宣言中，明白表示「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從今日的台灣來看，最有趣的是「協會的活動中，最受重視的是演講會，其原因在於當時台灣文盲仍多，以文書宣傳效果不佳」。
臺灣民眾黨（1927 年—1931 年）［註３］：台灣民眾黨以「實現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自由」為三大目標，是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
在這些政治活動中，在有影響力的人當中，以林獻堂和蔣渭水最為著名。
林獻堂（1881 年 10 月 22 日-1956 年 9 月 8 日）［註４］，除了參與上述的政治組織外，他和他的合作者 還成立了台中中學校（台中一中前身）（1915 年），台灣新民報（1930 年），大東信託株式會社（1927 年，1947 年併入華南銀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年，爭取政治自由與地方自治）。林獻堂的抗日政治活動，一般歸於傾中的「祖國派」，但二二八事件後，眼看國民政府腐敗釀成民變，對祖國「中國」深感失望，故而遠走日本，至死不回臺灣。
蔣渭水（1888 年 2 月 8 日-1931 年 8 月 5 日）［註５］：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共同創辦人及重要領導人物之一。黃煌雄稱譽蔣渭水為「臺灣的孫中山」，葉榮鐘也表示：「革命家最大的必備條件，就是始終不渝的反抗精神，…蔣渭水先生在這一點，可以說是夠水準的領袖。」
楊逵被譽為是「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的社會良心」。圖為後人建立楊逵文學紀念館。（資料照）
另外，同時橫跨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時代的兩位台灣文學家：
楊逵（1906 年 10 月 18 日-1985 年 3 月 12 日）［註６］：他的小說「壓不扁的玫瑰花」最為人所知，台灣著名出版人林載爵推崇他是「日治時期知識份子的社會良心，為台灣文學史留下硬骨崢嶸的作家身影」。在日據時代，他因參與社會運動被關入大牢十次。1948 年因發表「和平宣言」被判刑入獄 12 年。
吳濁流（1900 年 6 月 28 日-1976 年 10 月 7 日）［註７］：他的小説「亞細亞的孤兒」，最能啟發台灣意識，小說描述台灣人如何在中、日夾縫中辛苦活著的悲慘一生，是我建立臺灣意識的憑藉之一。晚年，創立「吳濁流文學獎」，鼓勵台灣人的文學創作。從他的經歷來看，他的政治警覺性很高。在二二八事件後，他就主張青年出路問題，以向工業發展為上策。從現在往回看，他的這一主張非常正確，正是日後台灣發展的寫照。
從這些眾所周知的資料，我們可以感受到，
（１）抵抗日本這個外來政權，在日據時代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其間抗爭的手段由武力抗爭上昇到爭取，例如，從早期的立法權，到地方自治，甚至全面性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自由體制。一次大戰後成為進步思潮的「民族自決」充分展現在台灣民眾黨的三大目標當中。透過巡迴演講的方式不僅用來教育民眾以及激發民眾政治意識，也能夠讓知識份子對民主基本概念有更深層的認識。所以，
日治時期，台灣的政治活動是台灣民主的啟蒙運動。
因此在國民政府時代，台灣民眾對實踐民主政治並不陌生。
林獻堂在二二八之後，對中國徹底失望，一直到死都留在日本，不曾回台。（記者陳建志翻攝）
（２）激起這些政治抗爭的緣由，不只有民族主義的因素，更多的是因為殖民地政府在政治、經濟、教育、身份上的不公、不義的制度所引起來的［註８］。近幾十年來，親共的意識形態，企圖將日治時期的反抗運動貶低成回歸祖國的民族運動。當年那些領導人如林獻堂、蔣渭水，固然受到漢文化及中國政局的影響，但那是時代環境使然。就算是被稱為祖國派的林獻堂，在二二八之後，對中國徹底失望，一直到死都留在日本，不曾回台。所以親共人士的這種統戰的手法非常卑劣，要嚴厲斥責。
（３）今日臺灣的民主化的成功已經獲得世界上民主國家的高度肯定。但這個成果並不是開始於國民政府時代的地方選舉。事實上，台灣民主化的啟蒙教育早在日治時代就已經由臺人自己推動，歷經日治二、三十年的抗爭經驗，民主思潮早已在民間發酵，比起同時期的中國更加成熟和普及化。美國Stanford 大學許成鋼教授［註９］稱，日治以來民主化啟蒙運動是台灣民主的「制度基因」，是台灣施行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成功的背後最大功臣。
（４）在日治時代，台灣的政治運動，除了有左、右派的分裂，台灣意識和中國意義的對立也隱然成形，當時在台灣共產黨中，有很大影響力的謝雪紅，就是台灣意識代表人之一。日治時代，台灣已有獨立建國的要求。
如何看待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無論如何，除了別有用心的人以外，不會有人將二二八事件只看做1947 年 2 月 28 日那一天所發生的事件而已。
位於重慶南路一段的彰銀台北分行是「228事件」首波民眾抗議地點，當時的景象就被《紐約時報》攝下，成為「228事件」中最著名的歷史影像。（圖擷自紐時）
1945 年日本戰敗，對臺灣的民眾來講，興起了一種期盼，盼望著回歸祖國後，日治時代不公、不義的歧視和制度將會廢除。但這種盼望不久後就快速熄滅了，因為新的、更大的歧視和不公、不義，隨著國民政府的武力掌控台灣後，重重地壓在每一位臺灣居民身上。這種的壓迫遠遠超過日治時代，而民眾最不能忍受的是國民政府的貪腐。吳濁流在「無花果」講到，
中國大陸是一個奇特的國家，和日本頗為不同。在日本，二乘二必定是一個答案：四。但在中國大陸，二乘二會變成三，或五，甚至有時會變成六或八的時候也有。
這樣的講法和楊逵所說的一致：
他回答：「只是日本帝國再嚴酷，它也要依法辦罪，因為它是法治國家。所以只要翻閱一下《六法全書》，便可算出自己可能被關幾天，結果只會少不會多的。大致來說，以演說、寫文章攻擊帝國政府，最重是坐牢二十九天。隨後，他補充：「不過，回到祖國懷抱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它有憲法，也有六法，但怎麼算就不知道了。我寫那篇（和平宣言），總共不過五、六百字，結果關我十五年，平均一個字關十天，這可能是全世界最貴的稿費。」
二二八證實「亞細亞的孤兒」並非是虛構的。陳澄波，一個很有勇氣的台灣畫家，就像小說裏的胡太明一樣，只是他的結局不是發瘋。二二八中，他自願做「和平使」前往協商，卻被拘禁、嚴刑拷打，最後被遊街槍殺。國民政府這樣殘忍手段，宛若對待仇人一般。所以
二二八事件促成所有本省人一項共識：國民政府是外來的政權。中國不再是祖國，相比之下，過去日治良好的一面，被台灣人普遍珍惜著，日治時期的日本文化也逐漸地台灣化。隨著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更多樣來自世界各地的文明，特別是美國的影響，也在台灣人每天的生活中活化出來，演變出台灣新的文化。這是二二八犧牲者的賜福。
了解過去，是為了將來。不願看歷史，悲劇會再來！（資料照）
然而二二八被撕裂的傷口仍未癒合，那些傷口所造成的痛苦，那種命運掌握在別人手中的痛苦，今日台灣人能忘懷嗎？上千萬人想要說出的話，卻哽咽吐不出聲來，因為他們被迫要用一種陌生的語言來說話，整代的台灣人失去了話語權，因為他們被迫要用不熟悉的文字來書寫。現在這些傷口仍舊在問：「壓不扁的玫瑰之後的玫瑰是怎樣的色彩」或「亞細亞孤兒的命運，今日走到了那個地步」？
只有台灣成為一個命運操之在自己手的國家後，才能讓犧牲者安息，生存者有依靠。這是二二八對我們的啟示。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
前文提要︰︰林長壽院士時論》閱讀楊照的概念民國（一）
林長壽院士時論》閱讀楊照的概念民國（二）
［註１］－［註７］：引用了維基的資料。
［註８］：日治時代，身份上的不平等在「台灣漫遊記」（楊雙子翻譯）一開頭
就滲透出來。
［註９］許成鋼：制度基因與中國制度系列 You Tube 影片（大聲姐和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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