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長壽
看著馬英九說：我們要相信習近平主席。他以前的種種，從蔣經國的秘書開始，法務部長，十年前的「不統不獨」，今日的「支持和平統一」，以及現在的「相信習近平」，正如臉皮一張一張地翻過去。
馬英九（左）、習近平（右）2024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面。（歐新社檔案照）
蔣氏兩代的堅決反共，到今日退伍的高級將領，以及國民黨出身的精英份子們，在中國親共的言行，這些臉皮迅速的變化，似乎就像在戲台上，上演著一場一場的荒謬的戲。從反共到親共，甚至認同中共政權，這樣的轉折還真令人錯愕。中共搶奪中華民國抗日功績，黃埔精神的正統，照理說觸犯了全中華民國的軍人，臺灣除了國防部官方回應外，平常言談間極為自傲的退伍將領，幾乎沒有一點反駁聲音。如果我今天還在教課，就會問學生：
無聲代表著什麼聲音？無聲可怕呢？還是有聲可怕呢？
龍應台在港大的演講，講到她的修身：每天清晨，父親會用湖南口音「吼」起朱子家訓。無疑地，龍應台的家教在這些隨著國台黨來台的數百萬人，我稱之為「懷鄉者」，是很標準的模式。很自然，懷鄉者和他們的後代天生就是認同中國文化的一群人。龍應台說：「大江大海 1949」是社會的集體療傷。這一句話卻也說明了濃厚的中國文化優越感，那種對生活在台灣的一切理所當然的漠視。
台灣社會在 1949 年有著非常多的傷口，這些傷口並非僅有二二八事件或以後的白色恐怖而已。背靠著強大軍事和情治的力量，中國文化以睥睨一世的姿態，俯視著剛萌芽於日據時代瑟瑟發抖的台灣文化。同時，過去數十年日本統治台灣的事實，竟成為臺灣的原罪。
無論台灣人或台灣文化都在其間辛苦地生活著，吳濁流先生的「亞細亞的孤兒」僅是書寫那些年代悽慘的台灣人情感的一角。「中國文化的優越感」不僅僅是一種感覺而已，它有實實在在的利益存在。
懷鄉者和他們的後人，除了在政治、軍事、情冶系統的掌控外，在教育、文化、傳播界都有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掌握著「中國文化」的話語權。如此在文學書寫中，他們的情感就成為台灣人的情感。
自 1949 年以來，歷經兩次政權轉移，或許「中國文化優越感」暫時消退，但其味道仍隱約存在，並未完全消失。為何這群反共並且天生認同中國文化的人，會一大群，集體性地轉向親共，甚至認同中共政權？這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台灣或香港所獨有。表面上，或許中國文化優越感逐漸削弱是一個因素，或許中國數千年的血源大一統的思想以及中國已成為全球的強權，是推動這個轉向的重要推手。從我少年時期的經驗來看，對於一個深深認同中國文化的人來講，認同中共政權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它是需要有一段時期醞釀的，和一些「媒介」的。對於後者，我有一些觀察。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尼克森總統抵達北京展開歷史性訪問，他的首場會晤是與毛澤東主席談話。尼克森和毛進行了愉快的交流。（美聯社檔案照）
我們的目光從 1978 年，當尼克森和毛澤東握手的那一刻，「三生三世」的螢幕透露出：一大群海外懷鄉者放下許多心了，因為此刻象徵著自由自在現實的美國生活，和在意識中的那個原鄉文化和解了。心靈總算可以自由飛翔了，悄悄的思鄉的情緒也更加不由自主了。
接下來的中國發展，整顆心更加安定下來：1978 年後，中國開放的政策，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整個地球充斥著 made in China的產品，緊接著中國更進一步在軍事上、經濟上已成為世界至少是第二大強權，習近平的中國夢在他們的內心裡迴響，而台灣是實現這個夢想的第一個障礙。在台灣島上，和海外的相互影響從不曾斷過。隨著兩岸打開長期的隔離，一大群懷鄉者及其後人的尋根之旅，也從情感面、文化面變質為政治面：從反共轉為認同中共政權。中共過去極為殘暴的那一面，是許多懷鄉者內心的 bugs. 如何繞過這些 bugs，在認同的過程中是很重要的。誠如龍應台所說：打到你心的，它必須是文學。文學的書寫，可以扮演起繞開這些 bugs的媒介角色。在過去四十餘年來，這樣的文學作品應該不少，我舉二個例子：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1949」和余光中的「鄉愁」。
龍應台。（資料照）
在「大江大海 1949」這本書裡，龍應台翻閱著「衡山縣志」，藉著槐生、沈從文，點數著衡山地區 1949 之前，發生一次又一次的災禍。她說：回來之前，她以為 1949 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1949 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
在曹可凡的訪問中，她說：「它就是一個社会的集體療傷，它有一個傷口，60 年前自己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上了一條船就是一輩子的這些人，到了台灣之後，他們以前所有人生裡頭，付出的東西又都不算數，完全被抹掉的人生，其實就是傷口上面再加上傷口這個樣子，所以這本書有一個讓社會看到說，把它打開來，然後我選擇用這種方式來寫這個東西，而不是像學術作品來寫歷史，我希望就像文學，你知道要打動你的腦的可以是學術作品，但是要打到你的心的，所以必須是文學」。這一段話清楚地指出書的對象是，台灣這邊的懷鄉者和他們的後人，而不是彼岸，那些遺留在中國的那群人和後代。
另外，這一段話和「1949 年，多普通的一年」似乎也暗喻著，1949 年宛若歷史中北方的中國士族在戰亂時期遷往南方的亂象，只是像古代帝國的迭替，一種自古已有的形式。文學魔力在此顯現：尋根到認同不過是歷史的常態罷了。
在紐約的講演，一開頭龍應台就問聽眾，如果要用兩個字來描述 1949 年那個年代，那兩個字要選什麼？她自答說：遺憾。這樣一個單純的提問，如果再細想一下，卻是一個非常奇怪，並非尋常的問題。在那個大動亂的時代，縱使是單個人的情緒也是非常複雜的，用同理心想就知道，這是很難用簡單的話語來概括的。如果美君（母親）留在衡山不走的話，或許不再有那種遺憾，但是接下來的歲月會有後悔的情緒嗎？像這樣不同面向的念頭，應該也會偶然地飄入他（她）們的腦海中吧。
將數百萬個這樣簡化的情緒，集體地濃縮在小小一本書裡，會激發出怎樣的情緒反應？對文學家而言，不難在書寫前就猜的到吧！是的，從書出版後反應的熱烈來看，遺憾有可能是台灣這一岸懷鄉者和他們後人在內心最深處的感觸。龍應台講的沒錯：
這本書不能像學術作品來寫，因為學術研究不會止於 1949 年，也不會不問那一邊遺留下來的人的情感。
如果龍應台把眼光稍微往前移一點，1959-1961 的大飢荒，活活餓死至少 4 千萬人。是的，不是大屠殺殺掉，而是更残忍地活活餓死，人吃人在許多村子的黑夜裡進行著，最後的鏡頭是全村滅絕。全村滅絕在全中國有數萬個之多，一個倖存的母親說：她眼睜睜看著自己 5 歲的小孩活活餓死。我不知道龍應台有沒有問她的哥哥，應揚，在這場災難或在稍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如何活過來的。但我敢肯定那一岸的人的感受絕不會只是輕飄飄的「遺憾」吧。
余光中的「鄉愁」就更直接。（資料照）
對在 1978 年的人，若往後看，1949 年恐怕是剛被扯進地獄的一年吧！甚至在2024 年的今日，那種恐懼的陰霾應仍未消退吧！這樣巨大的情緒落差，是這一岸的人在認同中共政權過程不願意認真看到的，否則他們恐怕會嚇得不知所措。或許文學的筆，簡化巨大的情緒的書寫，或許正巧提供了這樣必要的迴避。作為這樣功能的作品，余光中的「鄉愁」就更直接：
小時候，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填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明顯地，詩的前三段可以適用於這世界上的任何一人，例如早期黑名單中流落在外的台灣人。但阻擋台灣人的，可不僅僅是一灣淺淺的海峽。加上詩的第四段，「鄉愁」才是中國人的鄉愁。重點是：前三段的鄉愁和第四段的鄉愁，所指涉的對象會是一樣的中國嗎？顯然前者是 1949 年之前的中國，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中國，而後者的中國，從詩的時空來看，是土地埋藏著如海鮮血和如山骸骨的中國，在文化上是馬列主義思想的中國，是破壞中國五千年文明殆盡的中國。兩者有意的混淆，是詩人的狡猾並且不真誠的地方，余光中的詩「鄉愁」不是真誠的鄉愁。詩人的特質在於敏銳的心靈和真誠情感的表露。忘掉其中一種，詩人將不再是詩人。
很快的，鄉愁轉為政治性，成為中共統戰的尖銳武器。在 2003年訪問美國時，時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在談及兩岸問題時引用了《鄉愁》一詩。中國共產黨將台灣看做中國的一部分，溫家寶引用這首詩說: 「一灣淺淺的海峽，是我們最大的國殤，最大的鄉愁」。
溫家寶引用這首詩說: 「一灣淺淺的海峽，是我們最大的國殤，最大的鄉愁」。（路透檔案照）
作者 Amy Qin 在 2017 年 12 月 21 日紐約時報刊載的文章「余光中，在彼岸寫下鄉愁」寫下：儘管余光中曾公開表達他反對共產黨的觀點，他對黨派官員將其作品做明顯的政治化利用基本上不為所動。
余光中的詩說「我是中國，中國是我」，我不知道這裡的中國是哪一個中國，以及有底氣講這句話的我，是怎樣的我。讓我們對比一下，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瞭。余英時也說「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是說出下面這段話的人自然有的底氣：「那裡的農村不再是我知道的那個農村，那一個中國也不再是我知道的中國，中國也不再是我的原鄉」。
余英時的中國是1949 年以前的中國，是傳統文化的中國。余英時是學者，他眼中的是文化的中國。若余光中的中國是文化的中國，那他有何底氣說這種話？李敏勇在一篇 2017 年 12 月 17 日的文章「詩人的光與影 —毀譽參半的余光中」提到他（余光中）以「中國是母親，台灣是妻子，西洋是情人」的比喻為自己定位。怎會這麼喜歡吃台灣的豆腐？！作為台灣人，我是很不舒服的！在台灣生活數十年，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的余光中，你這樣的比擬，不就坐實你是吃妻子軟飯的男人嗎？就算要自辱，就請明白地講，不用拉上台灣。
看著 You Tube 影片裏，那些轉向的人那樣熱誠地討論多彩多姿的中國文化，看起來是很享受著啟蒙者的角色。這樣的公眾形像總是迥異於他們在文化認同時，經常迴避著傳統文化在中國遭受到幾乎滅絕的事實。
中國文化最傲人的不就是氣節、卓然的風骨嗎？在夜深人靜時，遙遠的寒山寺的鐘聲，傳到這艘停泊在海峽的臺灣，應該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孟子的「善養浩然之氣」，孔子的「仁者說」，不是嗎？就算見不到如屈原、司馬遷、范仲淹、文天祥等古人，竟連陳寅恪、梁瀨溟、熊十力、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陳世驤、余英時等當代人物也看不見？驚訝的我想知道：代表中國文化最核心價值，對認同的人來講，真的只是一種可要或可不要的選擇而已嗎？神聖的中國文化竟可以作為轉向者的一種保護色這樣的功能嗎？
我的反思旅程，始於韓國瑜十月十日的講話。（資料照）
歷史，猶如一道閃電，回答了我這個天真的疑問。中國文化除了那層遮住臉面的外衣外，確實深藏著令人厭惡的污穢東西。在明朝滅亡時，一批明朝士大夫，是在剃掉身體髮膚的頭髮的羞辱之下，投降了清朝，換得剩下歲月的富貴和卑微的權力。
論及這樣不知羞恥的行為，他們辯說是忍辱負重，為保存中國文化不得已的做法。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面：唾面自乾。和卓然風骨的一面，兩面共築成中華文化本質上的矛盾，一種刻在基因內的特質。當中國文化在討論中被逼到東邊的一角時，立刻就會由東轉向西。這樣快速的臉皮轉換，在今日的戲臺上是那樣的熟悉。看著這些轉向的人，真的很難數得清「中國文化」，一天究竟要戴多少張的臉皮才夠。
我的反思旅程，始於韓國瑜十月十日的講話，第二站竟撞進了中國文化的大醬缸裏。期待下一站是討論中國文化對台灣文化的糾纏現象、從台灣文化來看「去中國化」的意義吧！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
前情提要︰林長壽院士時論》閱讀楊照的概念民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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