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勞動部勞發署北部分署的職員在辦公室輕生，致引發是否為署長謝宜容霸凌所致。而勞動部最新調查報告指出，輕生確與職場霸凌有關，則謝宜容除涉貪瀆罪外，另被告發濫用公款送禮及過度裝修辦公室，經檢方發動搜索約談，11日裁定羈押禁見。
勞動部勞發署前分署長謝宜容涉職場霸凌，另被告發挪用公款涉貪，謝宜容被約談後，法院裁定聲押禁見。（資料照）
現行法律層次，並無對霸凌之定義，故只能從職場地位差、行為是否逾越業務上必要、員工身心痛苦與工作環境惡化等，來綜合判斷有否霸凌存在。而以勞動部首次的調查報告來說，即便證實分署長確有霸凌之情事，但因公務員以自殺明志，就使因果關係產生中斷，除非能證明有如工作效率這麼差、為何不去死一死等言語，致可能涉及刑法第275條第2項，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教唆自殺罪，否則，就死亡部分，就無以／為刑事究責。
勞動部勞發署職員遭霸凌在辦公室輕生，震驚社會，民團前往勞動部抗議。（資料照）
至於職場霸凌，雖未必帶來生理傷害，卻必造成心理創痛，這就有涉刑法第277條第1項，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普通傷害罪，甚至依刑法第134條，若公務員利用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之，還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尤其傷害罪所保護者，不僅是身體權，還包括精神或心理層面之健康權，故常見的長官言語辱罵，若讓下屬產生極大之心理負擔而自殺，即便對死亡結果無法歸責，至少也該負起故意傷害之罪責。
惟因健康損害，比起生理損害，於法庭之上較難證明。且以此次勞動的調查報告來看，雖已證實輕生公務員所承受的心理壓力，絕對與分署長交辦的智能就服務專案有關，惟在官僚體制下，具體的作業執行，往往是藉由層級下令，這在無形中就會稀釋上級公務員之責任，而難證明霸凌與身心受創之因果關係，致會落入刑法所不罰的傷害未遂。
故對於霸凌事件頻傳，卻可能面臨法律究責之難，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霸凌定義的模糊性，致不免會生因人而異的不同認定。而從勞動部對謝宜容的兩次行政調查報告，明明調查的是同樣之人、事、地、物，卻可從立意良善轉向有嚴重霸凌之情事，實讓人無言以對。也因此，為達成法律明確性之要求，也在避免恣意專斷，如何在法律清楚界定霸凌，以及完備相關的防治與事後懲處機制等，就是當務之急。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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