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敬富／成大政治系教授
八月廿五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夜間七點《新聞聯播》的頭條新聞中，高調宣稱自二○一五年習近平致信祝賀首屆世界機器人大會開幕十年來，中國機器人産業實現了從小到大、從大到強的歷史性跨越。現如今已成為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和生產國，也為全球發展貢獻著中國力量。在這光鮮亮麗的黨國偉大敘事中，當日中午，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於港鐵九龍塘站卻發生了一樁墜軌憾事。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建築及土木工程系教授李衍樺，選擇從月台落軌而遭列車輾過身亡。
一封疑似他生前發在微信朋友圈的遺書中顯示，「從二○一九春天那場風波開始，我沒有一天是真正快樂的。作為失落的一代，我對於香港的明天不再有任何期待。對於這個世界，亦沒有任何留戀。」何以香港菁英大學教授選擇用如此慘烈的方式離世？何以他要以死控訴中共藉由「港版國安法」（基本法第廿三條），全面管控香港，並稱「被火車碾碎的感覺應該和被坦克碾碎差不多」來結束生命？
整起事件，港府與當地傳媒多為淡化處理，指該教授曾就精神健康事宜尋求專業人士協助，最近也曾透露對身體健康及工作問題感到憂慮或困擾。同時，港警並譴責網上發表有關死者涉及對政局不滿的遺言，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不負責任言論。可以說，官方資訊僅間接承認李教授生前有憂鬱問題，然更多證據表明，他似更受「政治憂鬱症」所苦，且已有多時。
固然政治憂鬱症非精神醫學中的專有且正式名詞，它也不是一種臨床診斷。然而，它卻與憂鬱症狀有所關聯。憂鬱症本質上涉及個人的心理健康狀態，而政治憂鬱症則是在此之上，強調受到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環境間的作用與影響。
在臨床診斷上，鬱症通常指幾乎每一天的大部分時間，同時出現至少五種（或以上）的以下症狀：心情鬱悶、失去活動的興趣或樂趣、體重增加或減少、失眠或嗜睡、說話或動作遲緩、疲勞或精神喪失、感覺自己毫無價值或存在罪惡感、注意力下降、死亡或自殺念頭等。但政治憂鬱症則是凸顯了「恐懼」讓個人失去了對其命運的掌控。個人已不再是現實地存在，而是一個無法表現自我，無力在現實生活中真實地活著的個人。
這種恐懼往往來自於兩個層面：其一、外界對個人「實質性」的生命、人身（格）、財產、工作等造成實質傷害；其二、個人被整體社會排除在外，且他人若與其往來則易遭致牽連，從而讓個人的社會恐懼放大。
準此，城大教授的墜軌悲劇，遠自二○一九年，香港爆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反送中運動）以來，縱使數百萬市民走上街頭，表達對「反送中」條例修訂的抗議，但最終仍未能實現其運動目標，並伴隨著大量鎮壓和逮捕、羈押、審訊異議人士。這種挫敗感和無從改變現狀的無力感，伴隨著二○二四年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讓許多港民進一步感到深深的絕望。
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新聞自由更受到侵蝕，媒體機構被迫關閉或自我審查，市民無法獲取獨立且多元的資訊來源，社交媒體和公共空間中的政治討論受到了嚴格的監控和限制，許多人對於公開表達政治觀點感到恐懼，擔心會面臨實質性的法律後果或社會壓力。於是，不少市民轉而選擇沉默，壓抑感受，這也加劇了人們對政治的無助感，甚至憂鬱情緒。
在對香港未來感到深遠焦慮和悲觀下，不僅憂心昔日享有自治、開放的國際大都會，正蛻變成一國「一制」下的一個普通中國城市。面對政治社會環境的持續惡化，社運倡議者與參與者期望到來的政治變革一再落空。這也讓數以十萬計的港民選擇移民海外，尋求更自由、民主的生活環境。而留下來的市民，或則抱持鴕鳥心態，明哲保身，不問政事；或則感到更加孤立和無助，甚至加劇了政治憂鬱的症狀。
城大李教授與許多參與香港社運人士一樣，過去充滿著政治理想與熱情，希望藉由大規模抗議和集會遊行來改變社會，但最終卻看到政治環境變得更加嚴峻。當李教授的政治憂鬱症得不到適當的疏導和處理，或許加重其個人的心理壓力，進而可能發展為臨床上的鬱症。而另一些已患有鬱症的人，則更可能容易受到中港和外界政經社會環境的影響，從而加重其憂鬱症狀。
正如李教授的遺書所言：「原諒我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正呼應著卅年前BEYOND唱響的那首《海闊天空》：「多少次迎著冷眼與嘲笑，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一剎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覺，不知不覺已變淡，心裡愛，誰明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