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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 》庫德族命運:凱末爾主義與庫德族主義

土耳其境內的庫德族沒有面臨英法等外國勢力掌控,也不似在伊拉克與敘利亞面對「泛阿拉伯主義」的阻礙,卻仍有「凱末爾主義」從中作梗。諷刺的是,無論是泛阿拉伯或是凱末爾,先發後至讓庫德族失去獨立自主的機會。庫德族主義在一戰結束之後,落入一拳難敵四手的窘境。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戰結束後,居住在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與伊朗(Iran)之間的庫德族(Kurds),看似可因鄂圖曼瓦解而獲得自主的機會,但政治現實卻阻斷了機會之路。從伊拉克(Iraq)與敘利亞(Syria)的情況可以看到,試圖脫離鄂圖曼管轄的並非只有庫德族,還有阿拉伯人。儘管庫德族人數不少,但被迫分散在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之內,使得人口比例相對較低,力量分散的結果反而讓庫德族難以對抗阿拉伯人。在土耳其(Turkey)境內情況也雷同。

一戰結束後,國際間最受歡迎的口號是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許多受歐洲帝國主義壓迫的地區與國家,都希望威爾遜這個新時代的救世主可以帶領「被壓迫者」(oppressed)脫離苦海。只是,很諷刺的,威爾遜無法主導情勢。以庫德族與西亞地區整體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地區猶如歐洲強權的境外競技場,特別做為英國與俄國的博弈地區,而戰後當俄國蘇維埃(Soviet)政府因內部局勢不穩選擇撤出西亞後,就出現英國獨霸的態勢。於是,英國政治與外交人物對「民族自決」這個美國貨,當然不屑一顧,至少在西亞這個英國勢力範圍裡便發揮不了作用。

其實庫德族在戰後獲得自主的機會,並不是因為「民族自決」,而是以英國為首的戰勝國為了徹底瓦解鄂圖曼,伊斯坦堡(Istanbul)政府雖亟欲抵抗,以《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宣示主權,卻反遭到戰勝國佔領。

儘管庫德族人數不少,但被迫分散在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之內,使得人口比例相對較低,力量分散的結果反而讓庫德族難以對抗阿拉伯人。在土耳其境內情況也雷同。(維基共享)

1920年8月,戰勝國與伊斯坦堡政府簽署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內容就包含庫德族自治的條文。但庫德族能否自主仍是未知數,因為在《色佛爾條約》之前,英國與法國於4月就已經簽署了《聖雷莫協議》(San Remo Agreement),兩國把1916年秘密瓜分西亞的《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具體化,多數庫德族人都在英國的佔領範圍之內,也就是大約今日伊拉克北部。隨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將伊拉克委任給英國託管,名義上要協助當地人「文明化」,但根本意涵就是佔領。這樣一來,庫德族要如何自決自治自主,還是得看英國的臉色。

只是這一切發展卻因半路殺出了凱末爾(Mustafa Kemal)這個程咬金而產生變化。對於凱末爾而言,伊斯坦堡政府已是無用的狀態。事實上伊斯坦堡政府並非無用,而是被西方強權的政治箝制、戰爭破壞、戰後要脅所導致。凱末爾前往安卡拉(Ankara,今日土耳其首都)建立政府,其抵抗戰勝國的行動令《色佛爾條約》難以執行。原本戰勝國只承認伊斯坦堡政府,此時也不得不正視安卡拉政府的存在。與此同時,英國雖然在1921年拉攏阿拉伯哈希姆家族(Hashmite)的費薩爾(Faysal)並扶植其成為伊拉克國王,但當時的北部領土並未與安卡拉政府劃分清楚。最後在1923年7月,戰勝國與安卡拉政府簽署《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凱末爾保全了安納托利亞(Anatolia),阿拉伯地區卻還是無法取回。畢竟這區域已經在國際聯盟的允許之下,由英國佔領。從此也可看到,凱末爾儘管軍事方面有所建樹,在外交上卻沒有比伊斯坦堡優秀。

其實當時也有不少庫德族人將自主的希望寄託在凱末爾身上,因為落在英國的管轄之下,也不見得能完全自主。在庫德族內部分反英情緒下,凱末爾承諾給予庫德族自主的機會。只是,無論庫德族的心之所繫或凱末爾的承諾,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只是權宜之計。但庫德族向凱末爾靠攏,反而使英國備感威脅,也因此在伊拉克北部的管理上,不再顧及庫德族的想法。然而,凱末爾不可能重視庫德族。

不少庫德族人將自主的希望寄託在凱末爾身上,因為落在英國的管轄之下,也不見得能完全自主。在庫德族內部分反英情緒下,凱末爾承諾給予庫德族自主的機會。(維基共享)

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建立之後,凱末爾推動了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等運動,統稱為「凱末爾主義」(Kemalism)。整體土耳其人的生存是凱末爾此時最急迫的任務,庫德族這樣的「邊緣」族群,若已失去對抗外敵的功用,就有可能成為危及土耳其民族完整的因素。土耳其國會就曾宣布過,庫德族是土耳其人,等同宣告庫德族人沒有機會在土耳其政府之下成為獨立族群,因為一旦獨立,土耳其民族的完整性就會遭到挑戰。

另一方面,「凱末爾主義」這看似20世紀鄂圖曼瓦解後的新浪潮,也創建了新國家,但除了形式上西方化之外,這樣的經驗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畢竟突厥人(今日土耳其人為其中的一部分)掌握某區域的政治權力,早已是西亞歷史的日常。從伊斯蘭時期的阿巴斯帝國(Abbas Empire,750年-1258年),就已有不少突厥人從中亞遷徙而來,多數成為奴隸、或編制到軍隊之中。當阿巴斯式微後,中亞與埃及便陸續有突厥人的勢力浮現,例如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與馬木路克王朝(Mamluk Dynasty),當然還有存在600多年、剛滅亡沒多久的的鄂圖曼。與敘利亞與伊拉克這種憑空建立阿拉伯國家相較,凱末爾要建立土耳其人的國家並非「想像的共同體」,而是很理所當然之事。

有些學者認為,凱末爾的民族主義,排擠了其他族群在土耳其的生存空間。不過,這不是凱末爾的問題,而是歐洲民族主義的發展本是如此排外又自詡平等博愛。於是,就算土耳其境內的庫德族沒有面臨英法等外國勢力掌控,也不似在伊拉克與敘利亞面對「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的阻礙,卻仍有「凱末爾主義」從中作梗。諷刺的是,無論是泛阿拉伯或是凱末爾,先發後至讓庫德族失去獨立自主的機會。庫德族主義在一戰結束之後,落入一拳難敵四手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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