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東熊
最近，有人說日本檢察官有罪獲得率有九九．七%、九九．六%，以比較我國檢察官之有罪獲得率平均僅有八十幾%，故我國檢察官應提高有罪獲得率才行。但如筆者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出版之「刑事訴訟法研究，第三冊‧增訂版」中，有一篇「懷念 師父平野龍一教授」論文有說過，日本檢察官之有罪獲得率有九九．七%、九九．六%，實為病態之司法，而非日本檢察官自己所說之「精密司法」，實不可學習。
檢察官為了要獲得九九．七%、九九．六%之有罪獲得率，背後不知犧牲了多少被告之人權，耗費了多少檢察官之時間、精神、勞力才能達到。須知，被告之有罪、無罪，係由法官來判斷，而非由檢察官充當法官角色，判斷被告之有罪、無罪。於刑事訴訟之構造中，檢察官，畢竟居於原告之角色，故只要檢察官對被告有犯罪嫌疑，則得提起公訴，並將所有證據（包括對被告不利的證據與有利的證據）均提出於法庭，來請求法官判斷被告有罪、無罪（亦即，依檢察官公訴權之性質為「實體判決請求權說」之說法），而非檢察官對被告之犯罪嫌疑達到相當高程度，才可以提起公訴，來請求法官作有罪判決（亦即，依檢察官公訴權之性質為「有罪判決請求權說」之說法）。
故如依照「有罪判決請求權說」之立場，檢察官須搜集到相當整齊之有罪證據，始可提起公訴；但依「實體判決請求權說」，檢察官祇要搜集到被告大概有罪之證據（約五十%以上之有罪證據）即可提起公訴，而由法官判斷被告有罪、無罪。
因此，採當事人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下，為了要保護人權，而限制國家權力之要求下，檢察官之有罪獲得率絕不可能有九九．七%、九九．六%；我國檢察官之有罪獲得率，平均有八十幾%，已經有嫌偏高。亦即，為要確實保護人權，而採當事人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下，一定須兼採「有罪答辯制度」。據說，美國約有九十%左右之刑事案件，均靠被告之有罪答辯而解決，故如不兼採「有罪答辯制度」，當事人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實難以運作下去。
以上管見謹供司法院參考。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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