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敬富
後疫情時代以來，中國黨政官員此前朗朗上口的「東升西降」（東風壓倒西風）政治豪語，多已噤口不語。經濟復甦乏力，特別是房市疲軟、消費不振、通貨緊縮、債務高築、勞動人口下降，人口紅利不再，面臨國內經濟持續下行，國際商貿環境與科技持續圍堵的多重壓力下，按慣例應於去（二○二三）年秋天舉行的中共第廿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中共廿屆三中全會），推遲了近一年才將舉行。預訂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開的「三中全會」，提前地在六月廿八日的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裡，以通過了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等多項法律制訂或修訂案，大動作地進行暖身。其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這個重磅新聞，外界鮮少關注，但它卻是習近平新時代人民公社幽靈的再現，具有雙重重要意涵。
其一，振興農村經濟，提供糧食安全的保證。
自新冠疫情和烏俄戰爭衝擊全球糧食供應鏈以來，國際糧價普遍上漲。而中國糧食自給率更從二○○○年的九三．六％，降至二○二三年的六五．八％。如此一來，糧食供應不足致使民生物價不穩，社會與國家就不安全。做為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的「糧食安全」，已是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一環，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為增進糧食增產，推動「水稻上山」、「退耕還林」、「農管」等措施以為對策。這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美其名在維護農民合法權益，規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管理以利高品質經濟發展，實際上更是要保障糧食、作物等重要戰略物資安全，能為將來發生（台海）戰事下的戰時經濟體制，提前做好新時代「備戰備荒」的超前政經部署。
其二，緩解城市和青年人的失業問題。
中國自二○○六年推動所謂的「三支一扶」工作計畫，即招募數以萬計的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支教、支醫、支農、扶貧」。疫情以來，更是不斷透過宣揚勞動精神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要鼓勵年輕人「上山下鄉」去振興農村，協助建設農業強國。藉此一方面挽救青年人的高失業率，拓寬知識分子的就業管道，扭轉他們普遍的「（半）躺平」，另一方面，也讓為數不少的外出打工、務工農民，一旦在城市失業，仍可以回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繼續幹農活維生，不至於成為城市中的盲流或遊民，破壞社會秩序，增添社會不穩定。
再者，「三支一扶」人員也因為新法保障，得以加入村集體經濟組織，讓每年逾一千一百萬新增的大學畢業生，得以源源不絕地奔向農村去「支農」了。這可說是習近平為廣大落後的「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指明了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是黨國為了改善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社會階層嚴重對立，促進共同富裕的新時代政經手段。
這部法律雖預訂於明年五月實施，然而，它正一步步地將當前中國農村地區打造成習近平新時代下的人民公社。殷鑑不遠，毛下的人民公社，表面上是藉由農業集體化，集中資源、統一管理和組織生產，欲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將農村與城市的差距縮小，消除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但在這種集體所有制和平均分配制度，吃大鍋飯往往導致個人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效率也低下，甚至在「大躍進」（一九五七～一九六○）期間，導致了大規模糧食短缺和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及至一九七○年代末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率先在農村進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漸漸地從公有制解放出來。
如今習近平推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不若毛時代人民公社具有嚴謹的「政社合一」性質，但它則更為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村的組（小隊）、村（大隊）、鄉（公社）等行政層級控制角色，特別在財政、稅收、金融、土地、人才上的嚴密管控。這儼然已經從改革開放以來活躍於農村和城市的個體和私有經濟，向習時代「中國夢」下的集體公有制中快速過渡。新時代人民公社的幽靈，諷刺地再現於廿一世紀。
（作者為成大政治系教授）
（本文同步刊載24240714自由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