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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開講》從《民間惡魔與道德恐慌》論點看孫安佐威脅事件與台灣群眾及媒體的關係

2018-04-11 16:13

◎王薇萱

史丹利.科恩在1972年初次發表的《民間惡魔與道德恐慌》中指出,大眾媒體藉由標籤化(labelling),社會反應(societal reaction)以及偏差放大螺旋(Deviancy Amplification Spiral)將一犯罪的原因核心移轉到社會大眾的反應上;若一特定媒體對某一行為反應過度,則此行為即被視為對當前社會規範的一種挑戰,而一社群內的道德恐慌現象則可被解釋為不被主流所接受的行為。

孫安佐為台灣知名藝人狄鶯及孫鵬之獨生子,在個人臉書上宣告自己將在「五月一日掃射校園」,由於孫安佐屯有超過七隻的步槍,1600發子彈,兩套防毒面具及防彈背心,其意圖遭到美國檢警雙方重大質疑,其辯護律師強調孫安佐只是開玩笑,但由於此案件已涉及到國土安全,且伴隨美國三月在佛州高中的槍擊事件的衝擊,孫的確觸動了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孫鵬(左起)、狄鶯正在美國搶救愛子孫安佐。(翻攝自臉書)

雖然孫安佐的行為不當,但台灣媒體及大眾仍對孫安佐抱持著科恩所言之「缺乏同情心」導致各界將孫安佐的偏差行為放大到其家庭及個性,完全脫離案件成因的中心。其中媒體最關注的在於孫安佐的藝人父母無限度的支持孫的武器收藏及生存遊戲嗜好,及孫的父母對孫安佐長期以來的偏激行為及心理狀況採取自欺欺人的態度,甚至在某些報導上暗示孫安佐有著強烈的戀母情結。加上台灣媒體傾向與讀者進行雙向溝通的互動模式,特別是在網路媒體部分,造成對於孫安佐案件之報導日益偏離重心。

根據科恩的論點,若一個社群處於道德恐慌的狀態,媒體會依照大眾的傾向將某一族群定義為「民間惡魔」(FolkDevil),科恩在書中所舉的例子為英國七零年代造成衛道人士恐慌的飆車族(Mods)及搖滾樂手(Rockers)。而在孫安佐例子中這群「民間惡魔」則是台灣的富裕或名流階層。這個族群可以提供兒女海外教育及昂貴的物質生活,而且行為並不低調。但台灣普羅大眾目前正承受著長久以來的經濟委靡不振、高失業率的苦果及來自多元文化衝擊及全球化競爭的精神壓迫。平心而論,富者再怎樣的囂張對普羅老百姓而言並不會造成任何直接的迫害,台灣民眾在此新聞事件上宣洩長期以來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憤怒,而造就了科恩所言之代罪羔(scapegoat)。而在謾罵媒體的同時我們必須理解到媒體是根據讀者的偏好以創造新聞,媒體亦是一種商業行為,在某個定位點來說我們不能太過於苛求媒體的運作模式。根據科恩的論點,要解決此種社會衝突,脫離標籤化及對於道德瑕疵的苛求,我們必須以較為寬容的社會史實內涵(socio-historical context)進而了解取代盲目的苛責與宣洩。

荷蘭漢斯大學及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 公共關係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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