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儒
近年來，隨著習近平領導下的集權政策日益加強，中國智庫已經從獨立研究的角色逐漸變成了黨的喉舌，不再具備原有的客觀性和獨立性。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中國的智庫體系在改革開放以來逐漸發展壯大，曾經作為政策制定的參考和獨立研究的機構。然而，近年來，隨著習近平領導下的集權政策日益加強，中國智庫已經從獨立研究的角色逐漸變成了黨的喉舌，不再具備原有的客觀性和獨立性。
中國智庫的興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當時智庫作為政策研究和建議的來源，對中國政府的決策有著重要影響。《全球智庫報告（2021）》顯示，全球共有11,175個智庫，其中，中國占了近17%，約1,928個活躍的智庫。
這些智庫主要分為三種類型：官方智庫、半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官方智庫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如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政府決策影響最大。半官方智庫則多附屬於大學或行業協會，如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主題廣泛，數量也最多。民間智庫雖然獨立性較強，但因資金和數據獲取限制，其影響力相對較小。例如，曾經享有聲譽的天則經濟研究所，便在2019年因政治壓力被迫關閉。
2013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提出建立「中國特色智庫」，強調智庫應為黨和國家的目標服務。2014年，習近平更是將建立智庫描述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這一背景下，中國智庫的政治化進程加速，智庫不再只是研究機構，而是黨意志的執行者和宣傳者。
在內部，智庫通過接受官員的資助和指示，提供政策建議、研究報告甚至領導講話稿；在外部，他們的任務是向國際傳達中國（中共）的聲音，建立和運營專門的智庫網絡，在國際舞台上宣揚北京的觀點。報告顯示，中國智庫目前依然是高度政治化的領域，表現出政治效用的組織受到優待，而缺乏政治效用的組織則逐漸被邊緣化。
儘管大多數智庫淪為黨的喉舌，但仍有少數智庫和學者敢於表達獨立見解。例如，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馮玉軍對俄羅斯的入侵持批評態度，呼籲中國與俄羅斯保持距離。這些意見的存在，可能是出於學術勇氣、逆向思維的有用性，或是黨國故意策劃和利用的反面教材，以贏得特定問題上的公信力。
報告指出，與中國智庫的接觸依然有益，但外界必須清楚認識到這些智庫所處的環境和角色，避免被其政治宣傳所誤導。
旅美法學學者李玉清指出，最早的中國官方智庫包括大學裡的智庫，曾經具備一定的客觀性，從學術角度提出建議，影響政策制定。然而，隨著習近平集權，智庫不再提出任何獨立見解，完全淪為黨的喉舌。法律領域的研究已經完全被「習近平法治思想」主導，放棄了國際通行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正當程序。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非常重視控制國內的政治辯論，並決心在國際上建立「話語權」，即中國（中共）有能力制定國際辯論的規範、話題和語言。報告發現，中國智庫在官方政策制定和傳達政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並通過參與一軌半對話和二軌對話來放大當局的聲音，例如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與外國同行進行雙邊交流。
中國智庫正在推動國際「交流」，這些交流通常遵循「競爭、宣傳、威懾」的模式。中國智庫已經建立了十多個智庫網絡和對話論壇，從原來的區域合作和「一帶一路」倡議，越來越轉向「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這些舉措表明，中國智庫正在積極參與國際辯論，試圖影響國際話語權。
學者戴維認為，中國大陸的智庫更多是政治工具而非真正的智庫。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獨立的學術研究幾乎不可能存在，智庫只能扮演政治宣傳的角色，難以提供真正有價值的智識。
隨著中國智庫的高度政治化，其在國內外的角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獨立研究機構到黨的喉舌，中國智庫在政治壓力下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學術獨立性和客觀性。未來，中國智庫的發展方向值得全球關注，如何在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下尋找到平衡點，將是智庫面臨的最大挑戰。外界在與中國智庫交流合作時，應該保持警惕，清楚認識其政治背景，避免被政治宣傳所誤導。
（作者為國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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