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郡
不只台灣，人口老化已成為全球趨勢，高齡化看起來是個棘手又無解的難題，因此長照政策更顯得重要。在台灣，政府推動的長照2.0計劃，預算從105年近50億元增加到今年已經超過600億。但增加預算真能解決我們目前在長照上遇到的難題嗎？
在探討這個問題前，不妨先看看世界先進國家他們的長照是怎麼做的。
全球最適合老人居住的國家，大概不脫瑞士、瑞典、挪威等歐洲國家，但這些國家之所以適合安享晚年，是福利國家帶來的制度，相對的個人也必須負擔沉重的稅賦，讓政府得以提供國民從出生到死亡的一條龍照顧。此外，不同於亞洲國家，歐洲先進國家中，子女對父母並沒有照顧的義務，這是很明顯的社會文化差異。
人口老化已成為全球趨勢，高齡化是個棘手又無解的難題。（REUTERS）
那麼離我們進一點的日本呢？
日本比台灣更早進入高齡化社會，早在1970年代，日本政府就已經面臨人口老化的考驗，因此日本的長照服務有更多元的類型與項目來符合社會不同的需求。這些服務分為長照保險內、外兩種，在保險支付內，無論是提供24小時照護的居住型安養院、日間照護、短期照護型的在宅服務，或是利用社區資源進行生活支援的社區密接服務，都由政府訂定人員、設備和給付的點數。而這些保險支付內的項目也是我們國內長照服務的參考；在長照保險外，日本還有民間長照產業的發展，目的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包括家務家事、生活用品採買，甚至是旅遊規劃的服務。當然日本的長照政策是經過幾十年的摸索與修正才有今天成熟的發展。
另一個一樣面臨人口嚴重老化的亞洲國家－韓國，又是怎麼做的？
韓國的《老人長期療養保險法》屬於全民強制納保在2008年開辦，不同於日本，韓國的使用資格取決於失能或失智症的程度，同時制度主要以提供實物或服務為主，少數例外情況才有「現金給付」的補助。
回到台灣，台灣已然成為全球最快步入高齡社會的國家，算起來每7人中就有一名老人，政府從2016年推動長照2.0，服務內容洋洋灑灑，但經統計，國內仍有4成以上主要照護者是外籍移工，另外近4成是家庭成員，使用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的不到一成。
長照人力不足顯然是低使用率的關鍵因素。外籍看護除了有申請門檻外，還必須面對其他亞洲國家對於移工的競爭，而本國籍看護的費用高，對於一般家庭更是沉重負擔，再加上專業長照人才的訓練速度追趕不上社會需求，服務的提供緩不濟急，都使得照護的重擔多落在女性或單身子女身上。
當我們的長照服務內容將重點放在被照護者身上時，這些身分是家庭成員的主要照護者，他們的身心狀態又有誰來關心呢？
我過去曾聽聞過一個案例，一對老夫妻成年兒女均定居國外，先生不幸中風臥床，但不巧在疫情期間無論是外籍或本國籍看護都找不到，於是照護的工作便落在妻子身上，先生在臥床三年後過世，主要照護者的太太生活頓失重心，獨居期間開始出現失眠及憂鬱的症狀，最後只能求助精神科。而這還算是幸運的案例，更多不堪照護壓力重擔的照護者選擇了悲傷的結局，這些憾事在社會新聞版面上更是屢見不鮮。
現實的情況是，專業照護人才的養成需要時間，能不能橋接上社會對於長照的需求，仍是未知數。在解決長照人才需求孔急的窘境前，我們也應該關心的，是這些實際上的長照弱勢的主要照護者。如何利用長照資源減輕照護負擔的同時，也能在照護者的心理層面給予實際的支持性協助。
（作者為青埔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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