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益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及中歐的共產政權開始倒台；1989年北京六四運動爆發，民主的花蕊沒有在中國發芽；1989年主張百分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殉道自焚；1989年，電影《悲情城市》上映，挑戰當時台灣社會的政治禁忌議題，一舉奪下義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的殊榮。
《悲情城市》片頭音樂一奏，即令人聯想到電影《末代皇帝》中的《故宮三部曲》，這些曲目皆為日本樂團神思者（S.E.N.S.）的作品。除了曲調風格的相似性，看過電影的朋友應該不陌生，此兩部作品同樣都在刻劃一個大時代下，國家甚或民族面對「變遷過渡」的問題。
或許，完全用政治解讀《悲情城市》或藉此追求歷史的真相，於從事藝術創作的電影工作者而言過於沉重；然而電影中的經典台詞，卻在在地引領觀眾將作品的內涵帶往更深的層次去思索、去啟蒙。如陳松勇強而有力的江湖氣口：「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就是沒人疼！」以及飾演失聰者的梁朝偉 ，在《悲情城市》中唯一的台詞：「我是台灣人。」一句話道盡台灣人在歷史洪流中，被迫面對眾多「母國」的無奈，短短五個字，無疑是為台灣歷史與那個時代裡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找到情感的歸屬與認同的歸宿。
如陳松勇（左）強而有力的江湖氣口：「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就是沒人疼！」以及飾演失聰者的梁朝偉（右一） ，在《悲情城市》中唯一的台詞：「我是台灣人。」一句話道盡台灣人在歷史洪流中，被迫面對的眾多無奈！（報社合成／《悲情城市》劇照）
歷史的意義除了探究歷史本身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彼時對此刻的啟示與影響；《悲情城市《的廣告文案這樣寫：「一個繁榮富裕的國家，才有自信去緬懷過去的貧窮憂患；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有自信去省視過往的歷史。」三十三年前，電影工作者用影像的藝術手法，詮釋該年代對歷史的窺探與追尋；三十三年後，台灣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該用何種「鏡頭」看待？又該如何以現況「再詮釋」歷史事件？或許是歷史本身給我們最深切的提醒。
《悲情城市》的音樂再度於戲院響起，原來這就是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九份秋深，滿山芒花，白茫茫的一片，像雪……
走過悲情才知道，沒有陰影，是因為有人負重前行。三十三年後的今日《悲情城市》重新上映，除了向《悲情城市》致敬，更向電影中那個年代裡無奈卻勇敢的台灣人民致敬！
（前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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