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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庫德族命運:土耳其共和國的庫德族如何共和?

以單一民族建立國家造成動盪,土耳其的庫德族便是一例。然而,庫德族對自主的爭取,本質並非是個問題,造成問題的是強權勢力間的政治鬥爭。土耳其庫德族在邁向進步與文明的共和國之中,因其地理位置與詭譎的國際情勢,再也找不到任何方法與土耳其人一起共和。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923年10月之後,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成立,隨後當選總統的凱末爾(Mustafa Kemal)開始推動他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其中的民族主義,便是以土耳其人為主的團結運動。在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觀念裡,以單一民族建立國家是合情合理的事,但現實是,國家絕對不可能只有單一民族,歐洲國家中諸多動盪與戰爭就是從此而生。而當非西方世界邁向「西化」之路後,同樣的悲劇也再度上演。土耳其境內的庫德族是其中一個例子。

今日土耳其東南部與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Mosul)是庫德族主要分佈的區域。一戰結束後,雖然戰勝國與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所簽訂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同意讓庫德族自主,卻沒有精確說明區域範圍,加上條約制訂通常只「活在當下」,當情勢變化或者有更多因素考量時,條約就會自動失效。

英國知道摩蘇爾有大量的石油貯藏,當然不樂見任何外來勢力有分一杯羹的可能。但戰後沒有人想到凱末爾就這樣在安卡拉崛起,其勢力拓展若假以時日很可能將影響英國對摩蘇爾的控制。土、英都知道摩蘇爾的歸屬權,是這時兩國外交中的關鍵問題。1924年10月,土英雙方討論了土耳其與伊拉克的邊界,並稱之為「布魯塞爾線」(The Brussels Line)。不過,這是一場權力不對等的談判,所有決定都掌握在強權手上。由於土耳其並非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會員國,在國際聯盟只考量英國利益下,同意英國取得摩蘇爾,土伊以布魯塞爾線作為永久邊界。而庫德族就是這場強權協商下的犧牲品。

庫德族分散於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與伊朗境內。(Pressenza)

《色佛爾條約》讓庫德族得到自主的機會,但隨後英國在國際聯盟同意下,「合法佔領」今日的伊拉克(Iraq),當地的庫德族就落入英國的掌控中,英國自此失信於庫德族。另一方面,先前凱末爾政府對抗英國、擺脫《色佛爾條約》束縛時,庫德族曾是凱末爾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當凱末爾建國之際,最大的障礙是南方英國與法國佔領的伊拉克與敘利亞(Syria),若兩個歐洲流氓國家不願意離開,勢必得劃清邊界。庫德族能否獨立,在這個節骨眼就不是凱末爾政府最急迫的工作。換句話說,儘管人人都知道有個庫德族問題在那裡,但土耳其為了對抗萬惡的英國,英國也為求解決與土耳其的紛爭,雙方就只好無視庫德族問題的存在了。

土耳其庫德族與敘利亞及伊拉克庫德族相同,都被視為是國家的「毒瘤」,而且共和國的憲法將庫德族稱為「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 Turks),儘管不是讓土耳其政府趕盡殺絕,但都得「土耳其化」。這如同在伊敘境內庫德族必須「阿拉伯化」一樣,他們都面臨了被迫與強勢群體同化的命運。再加上凱末爾隨後廢除了哈里發(Caliph)(這是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ohammad)去世之後的權位繼承人稱號,近代鄂圖曼君主都是哈里發)形同讓穆斯林世界從此再也沒有能一統所有信徒的領袖。此舉對凱末爾來說有擺脫舊制度、迎向西方進步文明的意涵,但對於宗教界而言是極大的打擊。庫德族內也有宗教人士,同樣也不滿意凱末爾的作法。

於是,在凱末爾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世俗主義」(secularism)的雙重壓力之下,庫德族爭取權益、抵抗宗教變革的情緒,轉化為對抗政府的行動。1925年,在土耳其東部的迪亞爾巴基爾(Diyarbakir)爆發庫德族抗爭運動,風潮蔓延至伊拉克與敘利亞境內。這場抗爭運動由宗教教長薩義德(Sheykh Said)扮演主要的領導人角色,對凱末爾發動聖戰(jihad),同時宣布自己是哈里發,凱末爾政府為異教政府。在諸多研究中,定義這場運動為「結合民族主義與宗教主義」。凱末爾用了約1個月時間平定這起事件,同時以軍事法庭審判薩義德與45名「亂賊」,不少庫德族人因此被驅逐到土耳其西部。1925年的事件後,土耳其政府推行「東部改革計畫」(The Reform Plan for the East),認為庫德族應該排除在國家東部的政府、警察、司法體系之外。至此,庫德族成為人人喊打的群體,爹不疼娘不愛,訴求不僅不受到重視,還遭到打壓。

1925年,土耳其東部的迪亞爾巴基爾爆發庫德族抗爭運動,這場抗爭運動由宗教教長薩義德(圖)扮演主要的領導人角色,對凱末爾發動聖戰。圖為迪亞爾巴基爾紀念薩義德的遊行活動。(AFP)

1920年年底,英國與法國完成伊拉克與敘利亞佔領區的邊界劃分;1921年土耳其與法國也簽署邊界協議;1926年土耳其與伊拉克簽訂《安卡拉條約》(Treaty of Ankara),確認邊界,同時正式放棄摩蘇爾。在這一連串的協商後,這個區域的庫德族被迫分處三個國家之內(其實還需要再加上伊朗的庫德族人)。但庫德族還是繼續進行跨區域的合作,例如1927年到1930年,有獨立聯盟(Khoybun League)在敘利亞與土耳其境內繼續抗爭以求自主,另外也有1936年到1937年德爾西姆(Dersim,今稱Tunceli)地區的抗爭。土耳其東部的庫德問題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始終沒有好轉的機會。

從主觀的角度來看,凱末爾政府應該受到譴責。不過,若換個角度想,處於草創時期的土耳其政府,能否從鄂圖曼瓦解的土堆中重生、能不能夠面對英法勢力的壓力,都是未定之天。庫德族的訴求固然有理,但土耳其政府也有求生存的苦衷。

本文開頭寫道,以單一民族建立國家造成動盪,土耳其的庫德族便是一例。然而,庫德族對自主的爭取,本質並非是個問題,造成問題的是強權勢力間的政治鬥爭。土耳其庫德族在邁向進步與文明的共和國之中,因其地理位置與詭譎的國際情勢,再也找不到任何方法與土耳其人一起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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