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
2014年5月21日，21歲的男大學生鄭捷於台北捷運列車上，以刀子無差別地砍殺列車上的民眾，是國內首件捷運隨機殺人事件。雖鄭捷犯後被制伏逮捕，但他手上的刀不僅造成乘客4死22傷的慘況，更揮出社會的傷痛與恐慌。2016年4月25日，最高法院判決鄭捷死刑定讞，法務部部長羅瑩雪也旋即在5月10日簽署執行。死刑的槍聲響起，人犯伏法了，但鳴槍後的回音，依然持續在社會輿論上，以正反評價的方式反覆迴盪。本文回歸最高法院的刑事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984號）談起，解析法院、律師如何論述，以及本案相關的司法事件經過。
犯下國下首宗捷運隨機殺人案的嫌犯鄭捷（右二）。（資料照，記者王敏為攝）
最高法院的言詞辯論與首次提借被告
最高法院於2012年決議指出，若刑事二審宣告死刑的案件，最高法院審理時一律進行言詞辯論，以確保量刑更精緻、妥適，達到罪刑相當的目的。媒體稱此為「生死辯」。
2016年4月7日，最高法院借提鄭捷到庭參與審判程序，創下最高法院的首例。身為「法律審」的最高法院，不同於屬「事實審」的第一審地方法院及第二審高等法院，後兩者法院會針對個案認定事實，再適用法律裁判；而法律審則不再調查案件的事實，只審理前二審級的判決是否違背法律，也因此過去最高法院並不會開庭。但最高法院於2012年決議指出，若刑事二審宣告死刑的案件，最高法院審理時一律進行言詞辯論，以確保量刑更精緻、妥適，達到罪刑相當的目的。媒體稱此為「生死辯」。不過因為第三審終究還是法律審，因此往例都只有具法律專業的被告律師出庭陳述。本案鄭捷出庭所創的新例，是否將第三審變質回事實審，或是能夠更有效落實憲法及公民政治權利公約（下稱「公政公約」）保障的公平審判，在法院還沒做出判決，就已經先引起關注與討論。
（參考資料：最高法院新聞稿）
程序問題
鄭捷的律師首先在上訴理由中指控本案的審判過程違反程序正義，侵害鄭捷的訴訟權。包括鄭於偵查中無辯護人協助、夜間疲勞訊問、未經鄭同意即於凌晨進入鄭的宿舍搜索電腦、前審法院限制鄭的律師詰問證人（看守所心理師）嚴重侵害對質詰問權等等。不過最高法院認為，鄭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偵查中強制辯護的身分，且原審並未將鄭的電腦及隨身碟做為認定犯行及責任能力的依據；而且鄭的犯行太明確了，去除相關證據也不影響對他行為的認定。
精神狀態得否減刑
近年來許多刑事慘案備受媒體及國人關注，也常見法院以犯罪人的精神狀況免除死刑而招致批評。法院的依據，主要是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被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辨識行為違法、及依辨識後予以行為的能力欠缺，不處罰；若為顯著減低，則得減輕其刑。也因此，鄭捷的精神狀況一直都是大家關心的重點。律師指出，鄭在醫院接受精神鑑定前，被鑑定人施打鎮定劑而影響鑑定報告結果，並指出鄭捷患有影響控制情緒及衝動能力的「葛瑞夫茲氏症」，原審並未就此調查對被告有利的事實。最高法院認為，原審透過如訊問筆錄、證人證詞等資料，判斷鄭在案發前、案發當時及案發後不久，與他人的言談內容、行為舉止及應對進退都正常無異樣；對犯案過程、殺人細節等各行為之取捨、原因，均合於理性選擇；對外界事物的認知、感受、反應及肢體運作協調能力等，均不低於一般正常人，因此否定有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的適用。並非以律師質疑的醫院鑑定報告做為其判斷之依據。另外，法院認為，醫院僅指出鄭的生理症狀有導致鬱性疾患，並未認定鄭的精神狀態，因此對本案認定並無影響。
（延伸閱讀：湯姆熊割喉案－思考刑法與精神疾病的關聯）
鄭捷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引起社會譁然，審判過程一路都受到民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資料照，記者陳韋宗攝）
律師指出本案公政公約未達執行死刑限制的「最嚴重或情節重大之罪」，並且否認死刑符合比例原則，而否定判處死刑。最高法院認為，我國目前尚存有死刑，除非死刑本身違憲，否則法院不得規避死刑的適用，因此說明死刑的合憲性：兩人權公約不排除國家機關非「任意或無理」剝奪人民生命，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做為對最嚴重的罪行之懲罰」）對死刑僅應嚴加約束與限制，而無要求廢除。殺人既遂罪行已達「最嚴重」程度，死刑防止人民之生命權遭他人無理剝奪具有目的性，對最嚴重的罪行應報符合手段性及必要性，因此符合比例原則，並無違憲。本案鄭有可責性、手段殘暴、結果具破壞性，因此符合「最嚴重罪行」，應判處死刑。
法院量刑的標準
法院在個案上確認被告的犯罪事實及觸犯的罪名後，在量刑判斷上，刑法第57條列出科刑輕重的標準。最高法院在本案認為，刑法第57條裁量事由可分為「與行為事實相關」（如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及「與形成犯罪時之行為人自我相關」 （如行為人生活狀態、知識程度、犯後態度等）。最高法院指出，鄭的家庭功能健全且環境良好、父母關心、求學過程表現正常等，除課業成績、與同儕人際相處之枝節挫折外，未有生活上巨大變故，綜合一切資料，鄭從國小到大學所受一切「人生奮鬥過程之挫折」並未導致違法意識能力或控制力欠缺或降低，因此鄭的犯罪人格塑成無明顯可歸因於外在的事由；又鄭犯罪時的動機、目的未受到刺激，手段殘忍，犯罪行為也沒有可歸因於外在的事由，因此並無刑法第57條減輕的適用。
（延伸閱讀：有罪！但是法官為什麼不判他死刑）
經媒體報導，大家不難熟知法院經常以「教化可能性」做為免除死刑的原因。鄭的律師批評原審未證明鄭顯無教化可能，最高法院則指出，刑罰的目的包括「處罰或懲罰犯罪」，具犯罪應報及嚇阻犯罪，而非只有「防治犯罪」。教化是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目的，而非死刑的目的。死刑的目的只有處罰及嚇阻犯罪，而不包括防止行為人再犯的功能，因此本案無須考量教化可能性。法官在判決書末強調，本案鄭的犯行有目擊者以及相關監視紀錄等科學證據，因此絕無誤判可能。因此駁回鄭捷的上訴。
本案判決後的立即執行
不同於一般刑事判決由檢察官指揮執行，法院判處死刑後，尚須經過法務部長准予才執行（刑事訴訟法第461條），但本條文未限制簽署死刑的時點。綜觀國內死刑判決的執行，在1999年以前，死刑判決確定後往往一個月內就立即執行，如1987年湯英伸案（史上最年輕死刑犯）判決確定後6天執行；1990年，馬曉濱案（擄人勒贖長榮海運張榮發之子張國明）判決確定後1天內執行；1997年，江國慶案（後平反證實為冤獄）判決後23天執行。1999年5月，法務部頒布了「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法務部應確認被告及辯護人已經收到判決書，並注意有無再審、非常上訴、赦免法及刑事訴訟法規定不能執行死刑的事由（如被告心神喪失中、懷孕），以做為死刑執行的依據。雖本要點只是內部的行政規則而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依法聲請再審及非常上訴，也無停止執行的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及司法院24年2月19日院字第1221號解釋），但自本要點頒布後，死刑的執行逐漸不再如從前那般火速。
一般三審定讞、判決確定的案件尚有進一步提出救濟的管道：非常上訴是針對判決適用法條有所錯誤而提出、再審是發現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的新事實或新證據而提出、釋憲則是以判決所引用的條文牴觸憲法而聲請大法官解釋。
針對鄭捷律師將非常上訴狀送出晚了卻13分鐘一事，法務部長羅瑩雪表示：「我不知道這件事，如果是晚了的話那真的就是晚了。（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本案，羅瑩雪部長於判決確定後18天立刻簽署執行，也敲了準備提起非常上訴的律師團一大悶棍。律師指出最高法院判決在鄭的精神狀態、教化可能等部分，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3項規定主動調查對被告有利的事實，顯然違背法令，有提起非常上訴的可能；但本案自判決確定到槍決未超過20天，且執行前未通知家屬及辯護律師，使律師無充分時間提起非常救濟程序，已侵害鄭捷的公平審判及生命權。司法永遠不會是上帝，但卻時常操弄著類似上帝的職務，特別是在抉擇人們生命存否的當下。但社會制度無法欠缺司法，因此我們期望司法的公平公正。在司法遇見宛若可怕魔鬼的壞人時，是否能依然不偏頗地扮演好上帝角色？毫無爭議的，本案鄭捷是罪證確鑿，甚至在國內既有法律制度下受死刑判決的結果也可預見；但正可檢視我國的司法面對如此極端的個案、如此殘酷的無差別殺人犯被告時，能否依然無差別的保有應有的公平審判。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法律白話文 當上帝遇見惡魔—鄭捷死刑判決重點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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