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權的保障就一定要廢除死刑嗎？
人權被視為是自然法，也就是並非由國家所賦予的權利，先於國家及任何社會、法律制度出現前就存在了。而人權的本質內涵就是對人的尊嚴予以體現，每個人都是有自主性的主體，而不會淪為被他人或國家所支配的客體。從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到各區域人權公約，中皆肯定生命權的價值。不難顯現個人的生命與人權的連結。
生命權是先驗的，是絕對的；但是死刑卻是後驗的，是要透過經驗去評價的。所以肯定生命權不一定就會立刻否定死刑，當今大多數的國家都肯認人權，但未必都否定死刑。
從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到各區域人權公約，中皆肯定生命權的價值。（圖截自網路）
ICCPR第6條第1項規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條文當中提及「不得無理（arbitrary）剝奪」，換句話說，若非無理的情況下，生命是可以剝奪的。第2、4、5項也是要求國家在保有死刑制度的情況下，死刑應限於情節重大的犯罪、要給予死刑犯請求特赦或減刑的機會、且不得對未滿18歲或孕婦執行死刑；由此可見，ICCPR並未絕對禁止死刑（但同條第6項仍要求締約國以廢除死刑為目標）。
同樣的，在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第1項也規定：「任何人的生存權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得故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但法院依法對他的罪行定罪後而執行判決時，不在此限。」因此國際條約肯定在有限制的情況下，國家可用死刑剝奪個人的生命。
依照社會契約論，人民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到他人侵害，而犧牲自己部分的自由給政府，以遵循政府所設計的政治秩序和法律。在社會契約下，我們面對政府可能會犧牲財產（如罰金、罰鍰）、自由（如有期無期徒刑），而「生命（如死刑）」有沒有可能可以是社會契約下個人可以犧牲的權利？究竟我們願意犧牲自由的界線和程度到什麼地方？就會形成一個價值選擇。
因此，有人說：「如果一個人殺一個人是錯的，那為什麼國家殺一個人就會是對的？」這樣的論述可能有所瑕疵。因為個人可以做的事情和國家可以做的事情本來就有別，就像我們不可以隨意限制他人自由，並不會得出國家的自由刑是錯的。
所以若法律制度下有死刑的存在，或許未必會有「合法性（legality）」的問題，但可能就會「正當性（legitimacy）」的問題。（註：所謂的合法性，是指法律的制定必須符合既有規範的程序；所謂的正當性，則是指法律規範所制定出來的內容是否能被社會多數人所認同。）
廢除死刑真的是世界潮流嗎？
雖ICCPR未嚴格要求締約國廢除死刑，但前文已提及，第6條第6項規定，締約國仍應以廢除死刑為最終目標。此外，公約的第二任擇議定書的訂立目的，就是要廢除死刑，目前已有81個締約國。
廢除死刑真的是世界潮流嗎？（圖片：almaty.sites.unicnetwork.org）
歐洲人權公約也未禁止死刑，但在第6號議定書限制了死刑的實行，要求各個締約國必須在「戰時或逼近戰爭的狀態」下限制死刑的實施，不過並未完全的廢除死刑；在之後的第13號議定書則規定締約國應完全的廢除死刑。2009年，歐盟的里斯本條約第6條第2項規定：「本聯盟參加歐洲人權公約」，因此歐盟下所有的會員國都受到歐洲人權公約的拘束，也因此全歐盟國家皆無死刑。
（註：ICCPR和歐洲人權公約雖都是在另外的議定書中要求廢除死刑，但是兩者意義有極大的不同。ICCPR是「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也就是原本屬於ICCPR的締約國可以自行要不要再另外簽署議定書；相對的，歐洲人權公約的議定書就不適任擇性的，也因此，原本公約的締約國就當然的應該受到後續所訂立的議定書拘束。）
而國際上的國際刑事法庭，如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盧安達刑事法庭、位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等，也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成立的紐倫堡大審具有死刑。
廢除死刑是目前國際上人權發展的方針。
其實人權法會追求廢除死刑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生命是人一切的根本，是人權的重要內涵。一般認為：「權利，只能限制、不能剝奪」，國家可以在基於追求公共利益的目的，以符合比例原則的情況下限制個人的權利；但是人權是人不可分割的尊嚴與價值，因此不能完全除去。這也正是自由刑與死刑之間最本質上的差異，前者只是時間、空間上對個人自由權的限制，後者則是對個人的生命完完全全除去。
此外，也有部分見解認為，死刑除了剝奪人的生命外，也應視為「酷刑」，有損人的尊嚴，將人淪為像物品般的客體地位，因此應予以禁止。
為什麼台灣執行死刑總是會被外國碎嘴？
過去每當台灣執行死刑，常會招致歐盟國家的批評，支持死刑的人也會不服氣的說：「乾你屁事！」
在國際法上有所謂的「不干涉原則」，意指一國不得介入他國的國內事項，以尊重該國的主權，這是國際法上重要的原則，具有習慣法的效力。不過，當今國際社會有許多普遍的價值標準逐漸被確立，許多過去是單純的國內事項，今日卻成為國際法所關注的議題，即便不涉及他國權益，仍可能會受到國際法關注，如環境、以及人權就是個例子。
就好像我家小孩不乖我教訓他，結果被隔壁的正義魔人王太太罵，說要應該要落實愛的教育。雖如此好像覺得鄰居很雞婆，但是如果我對小孩的教育已經嚴重影響他的人格成長，可能就真的不在只是單純的家務事了。
許多人會很質疑，世界上執行死刑的國家那麼多，為什麼就只針對台灣，是不是因為我們好欺負？其實是因為我國在2008年批准了包括ICCPR在內的兩人權公約，雖我們因國際地位的關係，無法成為正式的締約國，但是我們一再對外宣稱我們很注重人權、願意遵守兩公約中的規定，人家自然會用我們口中「自稱」的標準檢視我們。
要不要廢死可不可以用公投決定呢？
許多人表示，目前台灣多數見解反對死刑的廢除，因此應該保留死刑制度的存在，不然就應該訴諸公投決定。然而，多數決只是民主的方法，而不是民主的結論，一個法律的建構，本來就不應該透過公投而決定，特別是涉及人權議題，人權的目的就是在確保個人的自主性，本身就有抗多數的色彩。
像納粹的政權也是透過民主方式而成立，但是最終侵害了許多人的權利，因此有人權概念的出現；南非當初也是以多數的優勢，對黑人進行種族隔離，最終也被視為是違反人權的表現。
這也是為什麼沒有民意基礎的大法官，可以宣告經民意所形成的立法者決定其效力為何。
所以死刑議題無法訴諸民意決定。
死刑議題無法訴諸民意決定。（法新社）
壞人有人權，難道好人就沒有人權嗎？
很多死刑的支持者都會批評反對死刑者，認為反對死刑者都很愛護、同情壞人，才會一直說要保障壞人的人權，踐踏被害人的人權。不過大家不用把人權想的太奢華，人權不是要人吃香喝辣才、供奉成大爺才是人權。其實人權只是一個人所應該保有的基本盤大家都一樣，不管你是大人、老人、小人、黑人、白人、好人、男人、女人、富人、窮人、聰明的人、笨笨的人…只要你在生物學上被歸類為人類，你就應該享有人權。
那壞人有沒有人權呢？壞人也是人吧，即便你覺得他喪失了人性、宛若禽獸，很可惜的他還是人類，只是他無法有效發揮自己身為人類的操守和價值，就像一個不成熟的幼稚鬼一樣。壞人有人權，不是因為很疼愛他，而是他本身就該具有的。
很多人都會說，「死刑犯有人權，難道被害人就沒有人權嗎？」，當然有，我們都說只要是人就會有人權，被害人也是人，所以一定有人權！而且在人權法下，國家除了有不主動侵害個人權利的「消極義務」、更有保護個人權利不受到他人侵害的「積極義務」，因此若國家沒有好好預防，讓壞人去欺負好人，那國家就違反了在人權法下的義務。
如果國家已經盡到事前預防義務，能做的預防措施都做了（例如立法、設置警察等），壞人還是去欺負好人，這結果並不會立刻得出國家有積極義務的違反；但是國家在此刻應該履行對行為加害者的「處罰義務」（包括民事或刑事），才算真正的完成積極義務。
因此，若國家怠於處罰加害人，自然就會違反人權義務，但是刑罰未必一定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才算有處罰到。但是即便沒有死刑，犯罪行為人仍會受到應有的處罰，如無期徒刑。不執行死刑未必就是否定被害人的人權。
一個悲劇的發生，國家除了殺人，其實應做的更多。
國家的積極義務下，被害人受到加害人的侵害後，國家應該進行「修復正義」的工作。所謂的「修復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就是如何面對犯罪的傷害後，予以修補損害，包括被害人的情緒感受。
很多人覺得被害家屬很痛苦，家人被兇手殺害，自然不是可以透過金錢予以彌補的，因此應該透過報復的方式才可以慰撫心中的傷痛。若執行死刑可以代替被害人分擔心中的痛苦，依前面所提的社會契約論，或許死刑有存在的價值。
但是基於同一個出發點，也是廢除死刑支持者的原因。主張廢除死刑者認為：「死刑是廉價的正義」因為透過死刑的執行，國家好像就可以宣稱對修復正義的任務已經達成，都已經把犯人從這個社會移除了，這個案件就結案了，國家就已經盡到積極義務，可以退場了。但是有很多問題其實是國家應該處理的，包括對被害家屬的慰撫、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悲劇事件，是社會結構中教育、經濟等，哪一環出了問題，甚至為什麼我們認為壞人無教化可能，是不是監獄的矯治工作不彰等等。
死刑對國家而言，是最輕鬆的。因為國家可以把自己的責任全都推諉給犯罪行為人。國家如果不處理真正問題的根源、壞人形成的原因，而只是將壞人殺了，不久後還是可能會有下一個壞人出現。雖然目前修復正義沒有做的很好，但是如果因為目前的制度沒有很理想所以繼續保有死刑，只是會讓國家繼續脫免應有的責任，我們無法更強而有力的督促國家履行義務。
其實不論是支持死刑的一方或是反對死刑的一方，都是為了追求修復正義的達成，至於死刑應存應廢，你會選擇哪一個價值呢？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法律白話文PLM：死刑存廢的百年論辯（三）－從人權的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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