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明叡
今年五月，防疫提升至三級警戒，台灣本土第一次真正遭遇到COVID-19大流行的威脅。時隔約兩個月，成功壓制疫情而降回二級，之後雖又有Delta變種病毒株案例的出現，但生活逐漸回歸正常。COVID-19疫苗從原本乏人問津不得不開放自費接種以免放到過期，到升三級後人們搶著接種而短缺，疫苗分配優先順序成為三級以來爭論焦點。眼下國內疫情看似又暫趨緩，仍有許多有意願的民眾還沒有機會接種到第一劑疫苗。
不過，在疫苗供應無虞以後，下一階段要考慮的倫理爭議，會從疫苗分配順序，轉而成為疫苗接種政策，是否應修改預設選項，以及是否應採取某種程度的強制接種。
人們因為種種理由拒絕接種疫苗，這個被稱為「疫苗猶豫」的現象，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傳染病都曾見過，其原因從合理的醫學理由，到許多無法用理性解釋者，諸如宗教信仰、政治因素、過度放大的副作用風險、過度低估的染疫風險等。但是過高比例人口拒絕施打疫苗，除了造成個人重症死亡風險，也會持續造成整體醫療體系負擔，不利大流行終結，長遠影響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
確實，施打疫苗進入身體內，涉及最根本的身體自主權，是侵入性很強的公共衛生政策。但這不表示所有帶有強制性質、促進疫苗接種的措施都必然不符合倫理。政策或許可讓人們保留拒絕選項，但規定若無正當醫學理由拒絕者，必須接受罰款，或限制其進出某些非必要場所，或在急重症資源有限時將其接受醫療處置順位排在較後，或必須寫下拒絕聲明書等。也可透過修改預設選項，將疫苗接種由現在「主動登記意願」，改為依年紀居住地等依序叫號前來接種，而不願接種者須「主動登記拒絕」，以升整體接種率。
這些作為，可能對自由造成某種限制，但也是提醒、課與防疫責任的機制。防疫不單是政府、醫衛專家單方面要負的責任，也包括每個人互相保護的責任。保持「猶豫」、拒絕接種的個人自主，固然有其值得保障之處，但在大疫所造成的總體巨大健康、經濟與社會損失之前，也非絕對。接種疫苗，保護彼此，團結應對COVID-19，應該是符合每個人的真正、最大利益。
（作者為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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