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_YT
序言
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於一座城市擁有「美術館／博物館」的存在，似乎並不會感到驚訝。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欣賞、探索這些人類文明的瑰寶，這些藝術品、文物、史料是屬於公眾的。然而，當你漫步在這些機構之中時，是否曾經思考過「美術館／博物館」是如何誕生的？幾百年前的人們，也可以如我們一般地親近這些藏品嗎？美術館／博物館又是如何一步步地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樣子呢？
一、「奇珍異寶收藏室（Cabinet of Curiosities）」與「大旅行（Grand Tour）」
現今我們所看到的美術館／博物館，並不是由單一條演進線逐步發展而來的，而是在悠長的發展中，吸收、轉化、揉合多種不同的展示與收藏概念，以及對於空間的利用等，慢慢成為我們所見的樣貌。在現代的美術館／博物館中，對於展品進行學科上的分類，進而依據不同的類別來進行詮釋、說明與展示，似乎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行為了。然而，我們現今所熟知的這套分類系統，其實是到19世紀公共美術館的出現之後，才開始日漸普及的。那在此之前，人們是如何收藏與展示這些物件的呢？這就要回到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的歐洲，來看現代美術館／博物館概念的前身之一 —— 奇珍異寶收藏室（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 Kunstkammer, Wunderkammer）。
文藝復興時期，社會普遍瀰漫著一種對於知識的渴望，追求對於智性（intelligence）的發展。而這樣的社會氛圍，也促使了人們開始尋找與收藏，這些有助於幫助他們理解這個世界的物件，並將這些收集而來的物件集中擺放，進行展示與詮釋，專門用來收藏這些物件的空間，即是「奇珍異寶收藏室」。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我們在中文上，多將其譯為「奇珍異寶收藏室」，但其實用來收藏與展示這些物件的空間，並不必然一定是一個完整的「房間」，它可以是一個手提箱、一座櫃子等，端看收藏者的意願來呈現。
從相關的圖像紀錄中（【圖一】、【圖二】）可以見到，奇珍異寶收藏室中的藏品，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類別：首先是「圖像類」，這些圖像包含繪畫、素描、拓印、地圖等，當中所描繪的物件也是五花八門，可能是肖像畫、風景、傳說神話、解剖圖、奇珍異獸圖等；第二類是「人造物（Artificialia）」，包含出土的文物、精巧的器械、異文化的物品等，都屬於此類藏品；最後一類則是「自然物（Naturalia）」，最常見的就是包含各種動植物的標本，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部分收藏家會特別著迷於一些具「異族事物（Exotica）」的物件，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拼湊而成的動物標本，且被標記為一些神話、傳說的生物，如人魚、獨角獸等，同時也會看到一些人類患病部位的標本等。
99x137cm. Opificio delle pietre dure, Italy.
before 1677, Etching, 28.4×43.5cm. Biblioteca comunale dell’Archiginnasio, Italy.
從上述可知，此一時期的收藏基礎，是建立在藏家們試圖透過收集這些奇珍異寶，來建構其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並以此來提昇自身的社會地位或是彰顯自身的財富學識等，可謂是一種從「個人」為主體出發的收藏與展示策略。而這樣的收藏傳統，也隨著文藝復興浪潮的擴張，逐步傳到歐洲大陸各地，如今我們在歐洲諸國中，都可以見到各種奇珍異寶收藏室，同時也不乏有許多的美術館／博物館即是過去某個奇珍異寶收藏室演變而來。
隨著奇珍異寶收藏室的出現，如何獲取這些藏品，便也變得十分重要。富裕的貴族們，可能會透過購買、懸賞等方式，或藉由擔任他國使節的機會，大量的獲取這些物件。然而，也有另一部分的人，是透過「旅行」的方式，親臨這些歷史遺跡、考古現場等，帶回這些物件，而如此以「增進知識、親臨歷史現場、提升智性」的旅行，便逐步發展成「大旅行（Grand Tour）1」。早在十七世紀時，歐洲大陸的貴族士紳階層，便已經有鼓勵進行大旅行的風氣。而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著作《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中強調，人類的知識與理解的基礎，源自於經驗的累積，更是將大旅行的風氣帶進了英國。隨著經驗主義在英國的盛行，大旅行也在十八世紀時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
十八世紀時的英國上層階級，紛紛踏上歐洲大陸造訪各處的歷史文化遺址，並與當地的貴族、文人雅士等交流互動。在大旅行的過程中，他們也會聘請當地知名的畫家為自己作畫，這些畫作包含肖像畫、群像畫、歷史遺跡的風景畫或是旅行者在旅途中的身影等，而除了這些新繪製的畫作之外，大旅行者也會收購歐洲老大師（Old Master）的畫作以及各種古文明的物件，如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陶瓶、雕像等便是十分熱門的收藏品種類，並將這些藝術品全數運回英國，展示於自身的宅邸中。
值得注意的是，從十七世紀開始「藝術（Art）」的概念愈發成熟，且地位亦逐步的提升，導致藝術品的收藏與展示，逐步脫離奇珍異寶收藏室的脈絡。特別是在1653年，義大利佛羅倫薩素描學院（Florentine Academy of Design）成立，將建築、繪畫、雕刻、素描等學科，與其他工藝區別開來，強調其在智性上的價值，大幅度地提升了這些學科的地位。其中尤以「繪畫（Paintings）」成為貴族士紳們爭相競逐的主要收藏品。而收藏家們也開始專門為這些藝術品闢建、規劃展示空間，最常見的便是將藝術品擺設於宅邸中既有的長廊（gallery）中，而「Gallery」一詞也逐漸變成指稱專門用作於藝術品展示的空間／機構。例如我們可以在丹尼爾・米滕斯（Daniel Mytens, 1590-1647）為第十四代阿倫德爾伯爵夫婦（Thomas Howard, 14th Earl of Arundel, 1586-1646）所繪製的兩件肖像畫【圖三、四】中見到，在伯爵夫婦身後便是專門收藏與展示繪畫與雕刻的長廊。
【圖四（右）】Daniel Mytens, Aletheia Talbot, Countess of Arundel, c. 1618. Oil on canvas, 207 x 107 cm, Arundel Castle, Arundel.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UK.
而也正是這股自十七世紀開始興起的大旅行浪潮，將歐洲地區諸多的考古物件、繪畫、雕塑等現今我們會在美術館／博物館中所見到的藏品，被大量集中的保存與收藏，且留下了許多詳細的紀錄與考證，再加上過去既有的皇室、教廷等的收藏傳統，才讓接下來的公共美術館／博物館得以有發展的基礎。
二、「公共（Public）」與「開明（Enlightenment）」的大美術館時代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西方世界接連發生了幾場重大的事件，大幅度地撼動了傳統歐洲專權統治的基礎，迫使這些君主必須改革既有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度。首先是1775年的美國獨立戰爭，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民主國家，建立「民主制度」的呼聲開始在歐洲大陸高漲。緊接著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更是直接點燃歐陸帝國的改革之火。
1791年，法國皇室過去的各種收藏被收歸國有，並在國民制憲會議中宣布，皇室宮殿之一的羅浮宮（Louvre）將改建為「匯集所有科學和藝術不朽之物的地方（a place for bringing together monuments of all the sciences and arts）」。1792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被捕入獄，皇家收藏成為國家財產；隔年，羅浮宮以「中央藝術博物館」為名，每週三天向公眾開放，成為歷史上第一座「真正的」公共博物館，並在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等人的持續修建與擴增藏品下，逐步發展成今日我們所見到的羅浮宮。
這邊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為什麼羅浮宮會被稱為「第一座真正的公共博物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1753年成立）、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 1678-1683年間成立）、義大利的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 1765年成立）、梵蒂岡的梵蒂岡博物館（Musei Vaticani, 1506年成立，1765年開放）等，這些羅浮宮的「前輩」們，為什麼都不能被稱為「真正的」公共博物館呢？我們以大英博物館為例，來具體的說明，羅浮宮與其他歐陸其他同時期機構的差異。
1753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館，是由英國醫生暨自然歷史學家漢斯・史隆爵士（Hans Sloane, 1660–1753）去世時將其近八萬件的私人收藏捐贈給國家，以此批收藏為基礎所成立，並於1759年正式開館。爾後，隨著大英帝國的勢力於全球擴張，帶回眾多的文物，大幅度地豐富了大英博物館的館藏，並使其成為當今世上最具規模的博物館之一。 雖然大英博物館自開館以來，始終秉持著要向「所有好學求知者」免費開放的宗旨；然而在其開館之初，實際上卻並非是如此輕易地就可以進入到該館中。1759年開館之時，大英博物館規定一天僅能接待30名的訪客，且是需要提前申請並出具推薦信函。可想而知，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達成上述的條件，實際上得以進入到大英博物館參訪的群眾，仍舊集中在上層階級的人士。而其他的機構，雖然在名義上有宣稱對公眾開放，但也如大英博物館般並非是無條件地開放，這也使得這些博物館在是否具有公共性上存有爭議，且有更多的案例是博物館開放之後，因諸多的因素，導致其又關閉大門，回歸私人展示的狀態。
反觀，羅浮宮於1793年的開館，即並未對參訪者設下任何的限制與條件，是真正意義上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到博物館中。當然，這也與法國本身的社會背景條件有關。大革命之後，這些皇室收藏的文物，皆屬於國家所有，並非是任何一人的收藏。而在國家政體上，「國家是屬於全體國民的」概念亦有別於當時其他歐洲國家。在「公有等於共有」的基礎之上，羅浮宮作為「公有的」國家博物館，自然沒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限制參訪對象，而使其成為第一座真正的公共博物館。
羅浮宮在十八到十九世紀的這波歐洲博物館浪潮中，除了是作為公共美術館的代表之外，其也是造就歐洲各國皇室貴族，敞開其私人收藏室的大門的推手之一。隨著法國大革命成功推翻王權體制，以及後起的拿破崙橫掃歐洲諸國，各國君主為鞏固民心、遏止國內的反動思想，皆也開始自主地推動一些改革，藉以表明自身是「開明（enlightened）」的一方，以此來拉攏國內的反動勢力。而這些改革中便包含有仿效羅浮宮，將這些王室收藏開放予公眾，如以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收藏為基礎的柏林舊博物館（Altes Museum）和展示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收藏的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Kunsthistorisches Museum）便都是在如此的脈絡之下所成立的。2
1. 亦或是譯為「壯遊」。
2. 江祐宗，〈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作為區域藝術展示中心：以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2022.06，頁：68。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漫遊藝術史 一座美術館的誕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