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華
「世界上沒有完美國家…你總得選一個！」
電影《出走巴黎》（Synonyms）講述一名以色列男子因為討厭以色列而想當法國人的故事。故事主角從以色列逃往法國後，僅靠著法語字典來與人互動、生活，卻在最後感受不被法國社會所接受，點出法國雖認同接納移民、卻仍具排外的矛盾心態。在世界的另一邊，原本隸屬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人成功擺脫烏克蘭，成功成為真正的「俄國人」。無論是以色列人或是克里米亞人，在某些族群心中家與國本質不同，意思是以色列人住在法國不代表能成為法國的公民；住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烏克蘭公民，家不等同於心中的國家。同樣故事情節發生在台灣，統獨問題向來是一個複雜難以解釋的問題，到底台灣人心中完美的國家是台灣還是中國？家跟國是同義詞還是近義詞？
台灣人國家認同的變化
美國學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台灣理性主義的興起》（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Taiwan Nationalism）研究發現：不同年代的台灣人對於台灣認同與兩岸關係的看法也有明顯的不同：在1930年代初到1950年代初之間出生的台灣人，不是深受日本殖民時代的影響，就是曾遭受國民黨政府威權主義的壓迫，因此對台灣的認同感深厚，不願意與中國藕斷絲連；比較年輕的第三代人（1954～1968年出生）在成長與成年時段經歷集權轉為民主的蛻變階段，第四代人（1968年以後出生）在成年後，台灣的民主化轉型已經大致完成，兩代人雖然中國意識並不強烈，但對中國的觀感較為中立，尤其當對岸在全球的經濟與政治實力不斷躍升的情況下，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不排除與中國發展出更為緊密的政經關係從中獲益。台灣青年一方面台灣認同強烈，另一方面卻缺乏對台灣國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的執著。台灣青年沒有歷經國民黨大中國主義的薰陶，衍生出有別於中國的台灣認同，對於台灣的年輕世代來說，愛台灣是天然的，但不意味著反中，不排斥瞭解與接觸中國，或者尋找學習與就業機會。
然而，當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根據2020年2月25日「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最新的民族認同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高達83.2%，自認為中國人僅5.3%，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為6.7%。年紀越輕，台灣認同比例越高；具體而言，20至24歲的人有94.5%自認自己是台灣人，25至34歲的人有90%，35至44歲的人有85%，45至54歲的人有84%，55至64歲的人有78.6%，70歲以上的人有75.9%。目前83%的台灣認同是過去近30年來的最高峰，中國認同與雙重認同者則是近30年最低的時候。
如何理解台灣人認同趨勢的變化？
首先，身分認同研究是為了找出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與地位、目的與使命。因此找到「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重要，不僅在文化、文明與地緣政治也有著密切的關連性。當代世界地緣政治之中，台灣與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指標，找到台灣人國家認同可以判斷國家命運走向、目的與使命、戰略與方向。
民族身份通常是指一群人向某群人的自我介紹，這一群人擁有共同的領土、文化、語言、習俗、信仰、歷史記憶等。若依據民族主義研究經典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解釋，依照台灣領土與範圍，台灣人應該會認為自己是獨立「想像共同體」。問題是，「台灣想像的共同體」，並不被外界理解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身份是否可以稱為民族？或者只是中國一個地區身份特徵之一？
對於台灣而言，台灣人的民族身份與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或獨立的問題有關。從台灣歷史發展脈絡來看，1895至1945年日本殖民台灣，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當時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從大日本帝國接手統治台灣與澎湖群島。1949年國共內戰戰敗後國民政府撤離到台灣，當時台灣成為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基地，因此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傳播「中國身份認同」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當代台灣政治系統，民進黨是台灣身份的擁護者，反對者則是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國民黨。台灣身份與當初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植入中國身份形成對比，同時形成世代之間對於國家圖像的落差。
一般學界探討台灣身分認同與統獨問題，採用政治理論民族主義及概念、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或者心理學理論。然而，探究相關議題也不能忽視地緣環境、歷史脈絡對台灣人心理與自我意識的影響。台灣的社會文化異質性是一種反復無常的歷史環境的結果。台灣四百年史之中，歷經過荷蘭、西班牙、鄭成功、清朝、日本殖民再到國民黨遷台後的統治再到民主化三次政黨輪替。研究台灣人認同不能忽視歷史變異性及對其構成方式的理解，台灣民族身份並不是統一的整體，看起來是零散的、異質的。
此外，一個人如何區別出與他人不同？當一個人透過自己的個性識別出某些符號與特性，相較於其他群體差異認出自己是誰。身份認同是透過這些過程的衍生出來的產物，這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簡單說，「我是誰？」通常是透過他人，辨識出自己與他人的不同。而我群如何辨別他群的不同，其中一個方法是，透過邊界、國家疆界或是族群身份，讓人們理解出「自己是誰？」也就是透過地理空間中身份的差別，找出自己是誰。
所謂邊境（borderland）是指毗鄰國家邊界的領土，邊境能夠用於區別不同身份的界限，這是一個人或者群體用於識別自己的方式與過程。一個人身份認同透過邊境不同形成「我是誰」概念之條件。邊境三大概念：地理位置、社群與人群及三者之間的關係。
地理位置是影響政治體系形成與運作的主要基本因素之一。國家是主要的地緣位置的主體，是組織的系統。根據地緣位置將邊界區域定義為，某個區域與邊界相鄰的區域的地理空間，是人類生活領域與行為之內部與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社會經濟條件及國家法律限制。內部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心理圖像、人與社會群體的價值與系統。也就是一個人的國家認同通常透過領土或民族社群中認同自己，並且呈現出集體意識的結果。
以2020年武漢肺炎為案例探討，這一場疫情不但牽動區域甚至全球局勢，台灣位處於最靠近中國的邊境地帶，最初，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預測台灣疫情可能是全球第二慘。許多學者評估疫情控制妥當與否，取決於政府的能力，包括封鎖邊境、防疫措施或者穩定市場財政干預等等。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也提出5點台灣防疫成功原因，包括「台灣社會警覺心高、政府有相關成功防疫經驗、專家提供專業知識、強大資訊能力以及覆蓋率高的健保體系等因素」。除此之外，疫情爆發的第一時間，台灣政府立即關閉與中國邊境，加上靈活的指揮架構及正確的防疫戰略，讓受害程度與風險降到最小，才能獨步全球。
我是台灣人，無庸置疑！
電影《出走巴黎》以色列人當不成法國人；現實生活中克里米亞人卻能成為俄國人；武漢肺炎讓台灣人不想當中國人。以邊境理論理解，以色列人法語說得再好、法國歷史背得再熟，最後無法成為真正法國人的原因在於兩國缺乏地理與歷史的延續性。住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人最後成為真正的俄國人，因為兩邊有著千年的地理與歷史的延續性。在台灣，無論是歷經過日本皇民化運動、蔣中正國民政府在台灣植入中國身份或者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一個中國原則，最後仍然無法讓台灣人變成日本人或者真正的中國人。因為台灣歷史脈絡發展是片段的、異質的、破碎的，加上與殖民過的日本、清朝、荷蘭乃至於當代的中國大陸缺乏地緣環境與歷史的延續性。
另一個原因與台灣人民族精神與民族心理有關，可能來自於恐懼的「防禦」心理因素，瘟疫蔓延威脅人們生命、財產安全，讓多數台灣人意識到了「自己是誰」，並試圖以生命捍衛國土維護自己的利益。台灣人看到他國或者中國政府防疫的失敗，自己則是憑藉著成功的防疫措施，意識到自己與他國或者中國的不同，找到了「自己是誰」，並且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台灣人」而非中國人，代表台灣人心中不完美的「家與國」，就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