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反省戰後七十年，隨著八月十五日過去，國際社會的新聞效應大體結束。在台灣，不同歷史記憶卻正在短兵交戰。想起兩位台灣人前輩的故事，令我們深深疑惑他們的祖國在哪裡？而我們生根立命的台灣難道不是「祖國」嗎？
重讀黃華昌前輩回憶錄《叛逆的天空》，一位戰前準備以日本特攻隊員身分赴死的竹南客家「日本」人，戰爭結束撿回一命，卻流浪日本；回到台灣對「中國人」失望，二二八之後絕望，加入地下組織，在火燒島坐政治牢十年，怎麼這樣呢？他的一生在多重認同壓迫下，為掙脫政權加給他的身分而奮戰；最終，他站在土地上大聲地說：我是台灣人！
另一位許昭榮前輩，卻走向另一條路。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正當馬總統就職日準備在高雄「國」宴，當晚入夜，他自焚於生前努力多年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內，報紙以社會新聞小方塊處理。許前輩生前遺書說他有「四個祖國」，出生台灣人，被迫當日本人，戰後當「中國」軍人，因案被視為叛亂嫌疑，同樣到火燒島坐牢，有幸出國做生意，在美國洛杉磯向中華民國領事館抗議，成了黑名單，被加拿大收留，開啟他為滯留中國的台籍國民黨軍人和戰死亡魂的返鄉運動。
兩位前輩人生的故事，令我們憂傷。無權力者的一生背後都在為「我是誰？」「我的祖國在哪裡？」所糾纏。現在，歷史記憶交戰下，我們仍將繼續共處在一個面對內外交迫的「認同」迷惑的台灣，需要寬容、耐心了解彼此的過去，懷抱同理心，這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基礎，但是，了解不等於很快能夠和解。
國際社會的「轉型正義」經驗告訴我們，國家必須逐步重新確認歷史的罪責、政府責任，透過謹慎的法制約束、細膩的道德說服，才能見到社會和解的曙光。民主新生的台灣，終將面臨最難、最痛的抉擇期，二○一六年大選，國會和新總統，無法迴避持續回答「祖國在哪裡？」的根本問題，朝向國際社會轉型正義立法的歷程，改造國家體制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作者曾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綠島人權紀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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