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抗爭6個多月來，黑警、暴警事件頻傳，示威民眾拿來抵禦催淚瓦斯的口罩染上鮮血成鐵證。（李惠仁提供）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不是暴徒，而是為了自由民主抗爭的鬥士。（李惠仁提供）
約好了七點鐘一起吃晚餐，他們遲到了。過了半個多小時，幾個年輕人才出現在眼前，他們的衣著與談吐就是20歲的尋常年輕人，實在完全沒有辦法和電視畫面當中那些身穿黑衣、戴防毒面具的抗爭者聯想在一起。他們真的是我們想要找的「勇武派」嗎？
場景一》 百元熱炒店 苦酒配Telegram
原來，他們遲到的原因是「睡過頭」，來到台灣，住進旅館，幾個月累積下來的瞌睡蟲，全部跑了出來，他們足足睡了20個小時。怕他們肚子餓，我點了滿桌下飯的熱炒，只不過，他們的筷子一直沒動，只顧喝著40度的Whisky。他們的下酒菜，不是桌上的客家小炒、三杯中卷，而是Telegram上的訊息；但是，這些不斷從香港街頭傳來的訊息，一點都不下飯，只能搭配苦酒。
場景二》 醫院不敢去 藥局買不到藥品
23歲從護理系畢業不久的Karen，因長期接觸催淚彈，她的臉部與皮膚已經長滿了紅疹，咳嗽也都咳出血絲。透過濟南教會的安排下，她來台灣就醫。候診的時候，她跟我說，之所以參與第一線的醫療救護工作，是因為從六月份開始，香港警察大規模、高調的到公立醫院搜捕示威者，導致受傷的民眾不敢到醫院就診，只能自行到藥房購買藥品，「但是導演，香港的藥房根本買不到藥，為了中國水貨客，他們現在只賣奶粉跟尿布啊！」
在香港街頭的前線，很多醫護人員跟Karen一樣；禮拜一到禮拜五，認真在醫院上班，禮拜五晚上一直到禮拜天深夜，他們在街頭救人，於是，香港警察把他們定位成「懂得醫療的暴民」，他們吃的催淚彈、塑膠子彈與布袋彈，一點也沒有比別人少，這是他們的日常。
場景三》 紅磡殯儀館 何處是我手足
在街頭，25歲的Ada已經算是年紀大的，在她的team裡面，年齡最小的是15、16歲的中學生。他們一看到我就問：「導演，831香港地鐵太子站有人被警察打死，你相信嗎？」「你相信香港有人被自殺、被失蹤嗎？」我們當然相信！因為，台灣也經歷過相同的狀況。來台就醫的期間，Ada說她想看看台灣爭取民主自由的軌跡，於是，我帶她們去參觀「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白色恐怖時期六張犁亂葬崗」以及「鄭南榕紀念館」。
當我們走入六張犁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第一墓區時，Ada突然問我說，導演：「你知道紅磡嗎？」我回答：「我知道，那是歌手舉辦演唱會的聖地。」Ada接著說：「紅磡體育館附近也是殯葬業的集散地，那邊有一個紅磡殯儀館，你知道嗎？」我說：「不好意思，這個我不知道。」原來，Ada為了找尋失蹤的「手足」，這幾個月來，她們時常流連在紅磡，不是為了聽演唱會。
場景四》 坐牢太遙遠 小命隨時難保
Ada畢業於香港大學政治學系，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典型的香港上班族。她的家庭非常單純，從小與做生意的母親相依為命，六月份「反送中」抗議行動開始後，媽媽希望她在還可以選擇的時候，趕快離開香港。但是，Ada卻辭掉了薪水優渥的工作，選擇留在香港街頭。這幾個月來，她受了五次的傷，每一次，都不敢讓媽媽知道，直到最近一次，傷了脊椎，X光片被媽媽發現了，母女兩人抱在一起哭，後來，媽媽跟Ada說：「這條路是妳自己選的，不論受了多少傷、被判刑多少年，千萬不要死！」
當導覽員帶著我們走到新店軍事監獄押房的時候，我問Ada：「有想過，有一天，妳可能也會成為香港的政治犯嗎？」她回答：「從沒想過。」我問：「為什麼？」Ada回答我說：「我想的是，我們什麼時候會被殺，而不是成為政治犯這件事。」
場景五》 致敬鄭南榕 護民主不必規矩
「鄭南榕紀念館」應該是她們感觸最深的地方，她們隨俗的把香菸放在總編輯室前的窗台，向爭取「100%自由」自焚殉道的鄭南榕，致上最高的敬意。
在紀念館，Ada想起在抗爭過程中過世的「手足」，眼淚一下子就掉了下來。看到這群年輕人，我很心疼，問她們：「可以怎麼幫助香港？」Ada說：「拜託台灣千萬要守住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千萬不要相信中國！」
聽到Ada這句話，你會把她們當暴徒嗎？暴徒應為了自己的利益才是，怎會去擔心台灣能否守住民主與自由？政論節目名嘴口沫橫飛說著：「台灣就是太民主、太自由，才會那麼亂、那麼沒效率。」我腦中浮現了一句話：「民主是蜿蜒曲折的道路，自由的邊界必然不規矩。」（導演）
《自由．飛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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