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果然不負眾望。去年九月，他由黨產會主委轉戰金管會，金融界曾有若干意見，但更大的支持聲浪指唯有圈外人，才能確實改革金融體系，解決「財金幫」等陳年老症。上週，顧立雄在國會宣布，金融監理機關官員退休後，若轉任金融機構擔任董座、總經理，非常「不適切」，等於監理者退休變成被監理者，「未來金管會不會派任退休官員到公股當董總」。這一宣示，為瓦解「財金幫」吹起響亮的號角，顧立雄的確不同凡響。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果然不負眾望。（資料照）
「財金幫」為人所詬病，主因退職的財政金融高官，不問為官的績效好壞，也不論專長歷練是否適當，常「轉檯」金融機構擔任要職。他們拉幫結派，長期把持金融界，「吃相」難看，也違反基本專業倫理，成為妨礙台灣金融進步與國際競爭力的絆腳石；近年在先後傳出金融監理不周及弊案中，尤其凸顯「財金幫」的盤根錯節，官官相護。
我國金融體系的「財金幫」現象，是黨國體制的殘餘，也是半吊子金融自由化的產物。它源自二戰之後的新外來政權，不但接管公營銀行，也把彰化銀行等民營銀行，以接收日本人股份而強行納入「省屬行庫」。銀行屬特許事業，只有黨國親信或關係良好者才得以經營；且一如報禁，威權時代也實施銀行禁，一九九○年代才在自由化的浪潮中解除。
不過，政府財金高官與政治勢力，並未因自由化而放棄對金融機構的掌控與眷戀。這種心態，既展現於廣受詬病的高官退職轉任金融機構要職，也反映於公營銀行民營化的名實不副。所謂民營化，竟然只是官股不再居多數，並非股權結構與經營實質交付民間部門；更糟的，居少數股權的財金當局，還透過收購委託書等方式強力爭取主導經營權。爭議多年的彰銀經營權，即是鬧出事端的最有名例子。這一纏訟多年案件，財金當局毀棄承諾於先，打官司至今未獲法院認可，國際觀感也減分，卻仍一意孤行；既凸顯財金當局不願放手民營的心態，也具體反映了台灣在金融自由化的實質進展，極其有限。
就公司治理的本質來說，政府在金融機構或事業持有部分官股，既是股東，只宜以股東的身分盡義務、享權利，不能越俎代庖。公營效率不如民營，幾成定論，台灣也不例外；政府不宜強行介入經營，自以為萬能，大官尤忌把「官大學問大」的積習搬到企業界。
過去在省政府虛級化或「凍省」之前的「省屬行庫」時代，銀行董總高層須列席省議會備詢，從台北總行到台中中興新村，長期耗在議會嚴重傷害正常經營管理。更壞的，民意代表假監督之名，行干預之實，演變成關說人事、介入行舍修購租用、超額貸款等流弊。如今，省議會雖已不存，只要官股不守本分，來自行政、立法不當干預和以權謀私的惡形惡狀，仍將繼續阻礙台灣金融的健全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的金融體系由於沒有進行轉型正義，至今尚未能從政治力束縛解放。
顧立雄的宣示另一值得肯定的，是把官場上幾已積非成是的實務，斷然扭轉。「財金幫」的問題，存在久矣。事實上，相關當事人規避「公務員服務法」的旋轉門條款規定，先到公營事業行庫或財金部會周邊單位當「肥貓」，「過水」之後，再轉往民營金融機構或企業任職，人盡皆知。尤有甚者，財金當局不但知此「門道」，但既不願為難前人或即將卸任的長官，兼為自己謀留後路，還常為之配合。正因有此共犯結構，「財金幫」不但好處共享，「呷好逗相報」，拉幫結派是必然的惡果。
這也正好突出金管會主委以圈外人的身分，不但沒有為自己預留後路的問題，更有打破圈內積習陋規，進行改革的優勢與決心。原來，改革存乎一心，只要主其事者不為己謀，從本身職務或組織機構做起，針對問題，對症下藥，以身作則；改革看似經緯萬端，錯綜複雜，其實未必那麼難。就此而言，除了財政部須配合不再派任退休者到公股機構任職，也應確實堵住「公務員服務法」的旋轉門條款漏洞，方足以有效瓦解「財金幫」，為金融改革邁出踏實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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