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泰
台北市民眾日前在台北捷運的景美站，看到一名員警對著一名男子咆嘯，過程中不但出手打頭，還硬生生將對方推倒在地。對此捷運警察局對此出面致歉，將從重追究員警相關行政責任外，並依法送辦。
遊民的政策議題在我國沒有受到足夠關注，卻遭受長期汙名化的不公義對待。然而，遊民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群，不是作為一種階級或身分，而是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活形態而存在，理應受到台灣國家和社會的關心與研究。
遊民露宿街頭的風險極高。首先是健康上飽受威脅，其次容易受到欺凌與不當的對待，甚或成為詐騙集團的覬覦對象。示意圖 。（資料照）
事實上，遊民露宿街頭的風險極高。首先是健康上飽受威脅，其次容易受到欺凌與不當的對待，甚或成為詐騙集團的覬覦對象。他們有時當人頭無故消失、有時寒冬凍斃，也未引起台灣社會太多的重視，筆者多次寒冷冬夜提醒住家附近的警察，當天及時關心拿著棉被住在公圓板凳上的遊民，避免遊民不幸因失溫往生，而遊民議題相較於兒虐致死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關注，遊民可謂是弱勢中的弱勢。
當遊民只是剛開始在社會遊蕩時，其尚可生活在社會的某個角落，雖然人際關係與工作等，已經不太穩定，但是尚與正常社會保持一定的聯繫。其後，遊民的特質愈來愈濃厚，其開始依附在宮廟、慈善團體或官方所提供的臨時收容空間，於進出之間，逐漸失去自我尊嚴。最後，其只能長期待在公共空間，企圖在不能維持隱私的空間中，創造出虛擬的隱私空間，並沈溺於其中。然而，遊民仍舊會被驅離，或因為正常社會不斷設置的障礙而流離顛沛。換句話說，最終階段的遊民，其所居空間是個不存在的空間，其存在於不存在的空間中。在這個階段，遊民所擁有的只剩名字與身體等殘餘價值，而這會讓他們處於極度容易被害的多重困境。
但遊民是活生生的人，政府和社會大眾應該張開你的眼睛。無家可歸的遊民就像你一樣，他們就像我一樣。他們正在和真實生活戰鬥，值得更好的待遇和尊重。在遊民政策議題的處理上，過去英國在面對倫敦遊民，不選擇暴力驅趕而是透過政策讓遊民變成當地導遊，協助國家觀光經濟和外交。而德國人暱稱為「國民媽媽」的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說出｢如果歐洲無法應對難民問題，將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富有希望的歐洲｣！身在台灣社會的我們不得不佩服梅克爾的政治格局和人道主義胸襟！比起來，我們的遊民問題小咖多了，如果我們政府面對遊民議題只想到暴力驅趕，在遊民議題的政策處理能力，是令人搖頭！
街友世界是社會縮影，鏡射出人性最良善與最醜惡、人生最幸福與最悲慘、物慾最豐裕也最貧乏的矛盾。台灣社會所有對遊民的偏見、誤解、歧視，在沒有好好深究、理解之前，都是不公平的，一個有美學教育素養的台灣人，不會也不能對遊民議題麻木無感、或者只發出譏笑其為不努力才成為遊民等責怪受害者論述，爭相落井下石補上一腳，對其進行汙名化標籤。美國教育哲學家Maxine Greene 曾引用Dewey的美學觀點來進行反思與追問，認為美的對立面不是醜，而是「麻木」（the opposite of esthetic is anesthetic）；審美經驗的完足，必須包含閱聽者的反思（reflection）。Greene引Susan Sontag的主張，認為面對令人不忍的畫面，如在一富麗堂皇的建築旁邊，怎麼會有那麼多貧窮苦難的人？怎麼會有這些遊民？必須反思、應該追問的是：這是誰造成的？誰選擇這麼做的？而不能視其為理所當然。在反思追問後，Greene認為接著最該問的問題是：我能做什麼去改善它？（What can I do to repair it？）這樣的提問已經涉及「做」（doing）的問題。
人在低潮時，如果有一股力量支持他，時間過去後，人也許能有不同的想法。在數十年前，台灣民間曾有一個阿嬤開的自助餐店，主動搬到公園路陸橋下，還是「超低價」，飯五元、菜色每樣五元，每天都有魚、有肉、有青菜，從不漲價，十塊錢就可以解決一餐﹔許多遊民都聞風而來，還有人在近中午時來吃飯，早午餐一起解決，走時還打包當晚餐，就這樣一天都靠阿嬤的自助餐。無形中，阿嬤已經成了台灣遊民的守護神，有人沒辦法給錢她也不介意，只在乎他們有沒有吃飽。兩相對照，政府擁有極大的公共資源，不應把遊民議題丟給一個民間阿嬤，或只會採取暴力驅趕等反文明的粗暴手段！
（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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