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隆
日前勞動部長何佩珊在立院宣示「撥補就是改革」，引起輿論熱烈反應。何佩珊更強調「上任第一件事是要勞工安心，我不是來做勞保年改的，也不是來砍大家給付的」。事實上何佩珊部長指出了我國過去討論關於勞保、公保與健保改革中一個被較少談論的問題：就是包括勞保在內的改革本質，就是政府負責終極穩定財務結構，使其能永續發展，事實上就是一種政府對勞工的政治承諾。
日前勞動部長何佩珊在立院宣示「撥補就是改革」，引起輿論熱烈反應。（資料照）
考察各國如德國、日本的退休、厚生年金都大量倚賴政府撥補。以德國針對國庫補助，依據1992年的年金改革，係隨保費向上調整而自動調整，補助水準在養老金的巨大缺口主要依靠聯邦財政來填補。2024年度，總共有1270億歐元的稅款被用於填補養老金虧空，佔到了聯邦財政支出的1／3。日本的年金政府撥補比例自1990年至2005年平均成長超過10%。國庫年金支出占歲出比重，自1991年呈現波動上升，在1997年達到高峰19%，其後續呈減少，至2000年起又逐步增加，2009年國庫負擔國民年金比重由1／3調高為1／2。所以政府撥補一直都是各國解決年金虧損問題的重要手段。所以現在的應該討論的問題是政府撥補與政府整體財政結構，舉債比例以及勞工負擔等三方面究竟應該如何平衡？而不是政府應不應該撥補。
過去台灣在相關的問題的學術研究多半圍繞在受保者繳費、年金支出比例、合理的計算公式等，這些固然有其財政平衡的意義。但就其本質而言，勞工保險就是一種政府對勞工的政治承諾，既然是政治承諾就必須以政府的財政保證為後盾也是非常合理的。而這個政治承諾與保證所要換得的，就是社會的安全與退休生活的穩定，而這也正是歐洲福利國家與福利政策的最主要正當性的基礎。
目前台灣社會的問題，事實上是我們希望享受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以及穩定的社會安全網的照顧，但是卻不願意付出高比例的所得稅，特別是高收入的富人階級。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挖東牆補西牆，且每年都在討論財政何時會破產的福利制度，這個問題從勞保、健保到公保通通都有。現在高齡化與少子化既然已到了不可逆轉的時刻，政府何不開始正視財政撥補的最後手段，同時認真檢討我國的各種稅制的改革，也許這正是相關福利政策改革的契機。
（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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