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恩／中興大學國政所教授
長期以來台灣的安全主要受到兩種威脅：解放軍的武裝侵略和北京當局的經貿武器化行動（weaponized actions）。由於地緣上過於鄰近中國大陸，再加上兩岸在經濟體規模上之明顯差距，台灣在兩岸關係中處於較居劣勢的一方。然而，台灣努力在劣勢中尋求及建立自己的生存韌性，並試圖在經貿互動中盡可能降低北京對台施用武力的風險，這項努力現在漸漸透過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和相關電子製造業獲得實現，並緊緊和全球供應鏈交織在一起。關於兩岸關係的不少評論還停留在「中國經濟崛起」的時代，忘卻COVID-19疫情結束後的中國大陸在總體經濟上開始下行，同時較過去更加依賴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和電子製造業。不少跨國企業已將廠房或投資陸續移出大陸，導致「中國經濟蕭條」的時代來臨。
國家間的經貿互動必然是雙向的—有進有出，有盈有虧。台灣透過對大陸地區的出口貿易使其經濟得以成長，尤其在過去三年左右的疫情期間。就這點來看，一個穩定存續的大陸對台灣的經濟利益相當重要，即便在情感上這可能是不少台灣人不太樂見之事實。然而，如果兩岸爆發軍事衝突，其結果極可能對台灣與大陸地區皆造成災難性影響，並且也會對全球經濟形成相當程度之衝擊。此種經貿上的連動性恰巧說明，北京鬧事，世界有事；台海不安全，亞太皆危險。
如果兩岸爆發軍事衝突，其結果極可能對台灣與大陸地區皆造成災難性影響，並且也會對全球經濟形成相當程度之衝擊。（美聯社）
台北和北京當局對於目前彼此在經貿上的相互依賴都感到困窘，也都在設法調整或尋求改善。因此，所謂海峽現狀的維持充其量僅是制度上的「靜態不變」，經貿關係上則上一直處於「動態滾動」。事實上，北京早已投注巨額，試圖提振其產業技術之自主性，但成效一直不彰。我國則不斷尋求及開發新的出口市場和生產基地，並長期耕耘東南亞和印度。惟不能否認地是，兩岸之間的經貿聯繫太深，沒有個十年以上恐怕很難脫鉤。因此，即使美國目前透過立法來限制向中國大陸出售特定的半導體產品，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未被管制的部分依然和對岸有所往來。此種與大陸市場的深度聯繫揭露台灣本身的經濟彈性還有加強空間，需要新的政策思維；換句話說，如果依舊將與中國市場的聯繫視為台灣發展經濟的重點對象，除了無助於台灣經濟韌性之提升外，亦難以改善目前我國產業動力不足、人口老化和青年勞動力短缺等問題。
觀之全球，人口老化及勞工短缺這樣的問題不僅僅存在於台灣及中國大陸，許多已開發國家也正面臨相似問題，甚至青年族群躺平（lying flat）已成為跨國現象。在台灣，因為複雜的兩岸關係長期存在，且難以單靠青年努力就能有所好轉，故而多數年輕世代對兩岸政治冷感，更加關心自身學習、就業、居住及未來發展。有政黨候選人注意到此現象，在競選後期頻頻提出友善青年的政見，但明顯是臨時抱佛腳，欠缺青年主流化的思考，也忽略世代正義和公正轉型的重要。真正對年輕群體至關重要的是，如何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互動中讓他／她們有立足的空間與發展之機會，以及如何不因此被妨礙或減少與世界的鏈結。
如前所述，半導體產業與電子製造業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經貿往來的基礎，這樣的互動關係始於1990年代，當時我國境內製造商大舉西移，看重對岸較低的生產成本，爾後這種互動關係演變為全球晶片與通訊電子零組件供應鏈中極為重要的環節。2010年後，隨著EFCA的生效，兩岸雙邊貿易快速成長，讓中國市場成為台灣「穩固」的出口貿易市場。此情形在長時間累積下，形成台灣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之印象（image）；然而，很多人沒有預料到，中國大陸當前現代化的努力十分倚重台灣。這個情形在半導體領域尤其明顯，台灣在晶片製造方面已成為全球性的技術領先者；台積電（TSMC）目前生產全球90%以上的先進晶片（advanced chips），而中國在製造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的舊代晶片（legacy chips）也同樣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其中28奈米或技術水平更低的晶片不在美國管制範圍內，但市場應用廣泛，遍及於手機、汽車、消費電子等領域）。這也就是說，全球半導體的生產無論是在先進或傳統類別皆以海峽兩岸為軸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半導體產業默默地成為兩岸關係是戰是和的關鍵，雖然無法全然削弱北京意圖侵犯之念想，但在抑制敵對行動上發揮了一定影響。
毋寧，台灣半導體產業在生產技術上的優勢和與全球供應鏈（包括與中國大陸）的緊密交織，讓北京當局必須謹慎評估發動侵略戰爭的成本。然而，面對惡鄰，台灣不可只依賴半導體產業，還要利用目前的優勢與機遇吸引更多研發方面的國際合作，就像讓Google、Microsoft等跨國企業在台灣建立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在教育端升級台灣培養半導體工程師、AI工程師、生物科技研發人員的量能，用既有的產業實務優勢讓台灣成為全球人才培訓基地，並發展周邊相關產業的複合式生態，如此亞太國家在邁向或促進更大區域的經貿整合時，就無法不考慮留一個位置給台灣。簡言之，除了不能被中國大陸武力奪取之外，台灣要盡可能地把自己開放給國際社會，並同時讓各國及各類型的產業人才來「台灣加工」或由「台灣製造」。
目前，我們與美、德、日等工業先進國家的非正式外交關係已比ECFA時期更為深化；同時，很多國家也希望有管道或媒介與台灣開展經貿合作。美國在這方面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例如Biden政府將美、台、日、韓組織成「晶片四方聯盟」（Chip 4 Alliance），旨在調和四國對中國大陸在高科技產品上的出口規範和技術轉移政策。此外，台美已成立「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並於今年6月1日啟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面對這些新動態，北京還是貫性又僵固地反對任何與其有正式邦交的國家與台灣建立任何形式之官方往來，並警告美國應停止向「台獨」勢力傳遞任何錯誤的訊號。北京當局不知道的是，兩岸經貿的背景環境已發生轉變，各國正在設法與大陸市場保持距離，或減少自身投資暴露於「中國經濟蕭條」的風險。由於兩岸是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軸心，北京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的作法難以全面阻絕台灣與其它國家的經貿合作；相反地，歐美國家反而變得更加積極，並意識到促進台灣融入全球經濟的必要性。美國在這方面正發揮主導性作用，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美國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
不能否認，當前台美雙邊關係是斷交後最好的時期；然而，目前有利於台灣的機遇期是否能夠持續下並不明確。詳言之，台美兩國在攜手合作時面臨三個戰略困境：雙方權力不對稱、美國地緣共感性不足、以及台灣與美國其它盟友的利益未必一致。這些困境會讓美國在與台灣互動時，無論如何緊密也難以切斷對北京因素的顧慮，導致台美雙邊合作和美中雙邊互動這兩組關係必然高度互斥但又客觀上無法拆解。這也就是說，美國的「不靠譜」是結構性問題，跟哪個黨勝選執政沒有關聯性。有鑑於此，台灣必須明白從1816年到2022年這段期間，所有盟友之間的承諾在戰爭爆發後被履行的機率大約只有一半！這意謂著，左右同盟承諾是否兌現的關鍵恐怕不是彼此理念有無相近或共享某種觀念；相反地，盟友的可靠性受到地緣因素和背信代價高低的影響更大。毋寧，同盟在地緣背景越相似的環境中因為共感性較高，履行承諾的誘因較大。歷史上民主國家間看起來是堅若磐石的同盟，僅僅是因為彼此的承諾很少受到地緣因素的考驗，一旦面臨像俄烏衝突或是台海問題時，美國或其它民主國家的承諾可靠性就明顯下降了。
慮及上述殘酷的現象，台灣應該帶頭成立一個南中國海聯盟，讓與北京當局存在海域或島嶼糾紛的東南國家可以透過制度化的合作取得美國更可靠的安全保證，例如艦隊的部署、共同海軍培訓，以及海洋環境的協力維護。一言以蔽之，台灣的安全，無論是經濟上或領土上，都要與世界各國更多的接軌，而不是過度聚焦在與中國大陸的交流，或是期待透過這樣的交流而產生之北京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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