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美國內華達州的早上，我準備開車到學校教課。車上廣播正在報導香港社運人士流亡加拿大的消息，這位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記者，在結束報導前特別提到了他人正在台灣台北市。最近五年，台灣的外國記者人數暴增數百人，有大量的記者從上海、北京與香港轉駐台灣，而各大媒體也直接加碼派任駐台的記者。外國記者協會在台北每年的聚會人數以等比級數增加，而報導台灣的內容也越來越深度直接：過去各國媒體報導台灣的新聞常常是在北京或香港轉述台灣媒體，而現在則是直接扛著攝影機與麥克風，走到台灣各地的大街小巷，從廟會、夜市報導到凱達格蘭大道的遊行。
隨著各國媒體深入且真實的報導台灣之後，世界各國民眾對於台灣的認識與了解就大幅上升，也更為支持台灣的獨立自主。連續兩年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對全世界53個國家訪問五萬名民眾，發現世界各國支持台灣跟支持烏克蘭的比例是高度接近的。基本上，越民主的國家越是大力支持烏克蘭，而也在同一份問卷中大力支持在中國武力攻台時要盡量幫助台灣。雖然一些人會質疑，世界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但根據紐約時報的研究，請世界各國的讀者指出台灣位置答對的比例，跟指出烏克蘭在哪的比例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大概都四成左右），這並不影響世界各國對於烏克蘭、以及對於台灣的支持。
在中國人均GDP終於達到一萬美元時，等到的是習近平開始要無限連任。這個心灰意冷，解釋了為何中國在全世界民調中的聲望迅速轉成負面，也沒有因為疫情與重新開放後改善。（REUTERS）
為何最近幾年會有這樣的趨勢？為何有大量的各國記者現在搬到台灣來？因為中國正在跟世界脫鉤。
這個推論聽起來看似非常武斷，畢竟中國現在還是非常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國，而中國也才剛在今年宣布要全面開放拚經濟，甚至開始跟一些國家協議要免簽入境，憑什麼說中國正在跟世界脫鉤？這跟中國以及世界的整體政經發展有關。
中國第一階段的工業化，才剛起步就因為天安門事件而遭到聯合國禁運。此時台商、港商帶入資本與技術，加上中國沿海城鎮的策略，成功逐步帶起中國工業化。後來隨著美國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啟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連續數十年高度經濟成長的時代。而後來中國也逐漸在不同省份輪流有不同程度的工業化、讓沿海吸引前沿高科技產業、並透過一帶一路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通以及資源連結。在這過程中，做為資金進出口的香港扮演非常重要的因素，香港相對獨立且清廉的法制機關以及金融自由度，讓各國投資者願意把公司設立在香港並進一步往中國拓展。
然而，當工業化逐漸往高科技、高精密、高技術發展時，每個科技的資源投入與風險都大增，也越來越需要跨公司、跨產業、與跨國的合作；同時，服務業與娛樂業也開始佔整體經濟越來越重要的比例。這些第二階段的經濟產業，是一個國家可以踏入後工業時代的基礎，但這些產業都是建立在信任、法治、與自由之上──保護智慧財產權、明確的依照合約落實各造權利義務、以及面對未知領域的鼓勵自由思考與創新。這些都需要政治與政策層面的保障才有可能做到，尤其是有跨國爭議時，更是需要雙方都同意的法規跟履約。
不幸地是，中國面對這個趨勢，選擇走的是回頭路。當這些技術發展與各國投資開始要求明確的制度保障時，中國領導階層看到的是他們無法全面掌控中國的風險，因此選擇要各個投資在中國的公司設立黨部、在習語錄中堅定支持黨領導法院、在大型文字模型發展上加上無數的敏感詞、隨意逮捕各國留學生與打工人士作為政治交換、並強加法律制度到香港，使得香港法治獨立的保障不再。許多國家當初認為要給中國一次機會，覺得中國會隨著經濟富裕起來後，逐漸民主化、制度化並加強人權，畢竟這些才是經濟成長下一階段的地基，結果在中國人均GDP終於達到一萬美元時，等到的是習近平開始要無限連任。這個心灰意冷，解釋了為何中國在全世界民調中的聲望迅速轉成負面，也沒有因為疫情與重新開放後改善。
中國的這些回頭路策略，短期來說的確鞏固並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的全面掌控，但做為影響的就是外資第一次投資中國的數額變成負數、香港股市不只輸給台灣甚至掉到比當初回歸還要更低、各國企業外派去中國時被要求只能帶一次性手機、美國只剩下三百個學生在中國。當然，也包括文章一開始提到的大量記者與跨國非營利組織選擇把營運中心或陣地轉移到台灣。這幾年我們看到微軟、Google、Facebook都在台灣成立公司並大舉招人，非常多非營利組織也在台灣大舉徵才，無論文組、理組學生都有在國際級單位工作的機會，這是十年之前完全看不到的現象。
假如目前中國經濟受到困難，中國也因此宣稱重新開放，那麼會跟當初天安門事件後一樣，讓大量台商再次跟中國一起起飛嗎？很難。因為工業化本身是線性往上發展的，而中國工資也已經逐漸提高了，要把高級工廠拆掉回去重新做低技術的工作，這相較於正準備以相同方法起飛的南亞各國來說，南亞各國顯然更有競爭力。中國或許仍有大量的工廠、也有辦法繼續維持較低階的電子產品業、甚至持續發展電動車產業，但是這些產業要嘛不需要台灣、要嘛持續發展就會碰到上述的制度性阻礙或者是美國的貿易制裁，因此都不是台灣長期以來適合投資的標的。最後，美國對於中國的制裁仍持續，而美國兩大黨支持者也都支持這樣的制裁，因此短期美國並不會改變相關政策。
也正是因為經濟表現乏善可陳，中國也變得更加欺善怕惡。一方面跟美國握手言和、在媒體上播放中美朋友愛情的電視劇；另一方面對於鄰近國家更為霸道，在南海不斷騷擾南海諸國、也在台灣附近不斷繞行，希望可以在愛國主義上討點顏面。但這些對於經濟沒有實質好處的作為，也無法持久。
因此，就目前中國與世界政經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處於一個嘴巴上說開放、實際上在被脫鉤的狀態，這段時期台灣假如忙著上車靠近中國，可能就會跟之前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韓國一樣，在這一波經濟轉換期跟中國一起大受打擊。當然，這段經濟轉換期跟過去來說是很大的改變，轉換過程中勢必有成本提升、需求與支出不明確的狀況，這也顯示在台灣一些產業對外銷售下滑的數字之上。但在紛擾之後，迎接台灣的將會是全新的國際產業鏈，而越是提早準備，在之後會有越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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