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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督圜／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
摘要
習近平治港思維約可歸納為「全面管治權」與「愛國者治港」，而其工作目標則是「維護國家安全」及「協調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然而在18大以來習近平治理下的香港進入二次回歸，然而種種在港的制度變革，實已讓「一國兩制」成為自相矛盾的邏輯，而這種新常態下的文化，缺乏多元、彈性，恐難讓香港重返往日風采。
壹、前言
自2020年7月香港施行《港區國安法》以來，香港的政治空間、社會人權、法治基礎、經濟自由度、金融中心國際排名等各面向都持續衰退。然而中共仍戮力在港推行「全面管治權」，一方面高舉「愛國者治港」並相繼針對立法會及區議會進行政制改革，緊縮非建制派民眾在香港的政治參與空間；另方面在第六屆特首李家超就任後，持續強化「行政主導制」，藉以排除立法及司法對行政權的掣肘。而今年三月，中共公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在黨內組建中央港澳辦工作辦公室、虛化國務院港澳辦，未來中央港澳辦的兩大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及「協調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代表中共中央在直接掌握治港工作下，「一國兩制」進入新的階段，香港的發展將完全和中國休戚與共，難再言「高度自治」。而四月中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赴港考察並在香港立法會對立法會議員發表談話，各界咸認為這是中共成功實踐「全面管治權」的重要信號。基於香港情勢的快速變遷，本文擬剖析習近平時代以來其治港思維與策略的演進，進以預測其趨勢。
2014年習近平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共在政策排序上把國家安全提升至「優先」，同時首次明確香港對國家安全負有責任。（AP）
貳、習近平治港思維與作為
綜觀習近平自中共18大以來的治港策略變遷，約略可以歸納為兩個階段，首先是落實習近平對國家安全的追求，其次是促進中港多元融合吸納香港，這也與目前中共中央港澳辦工作的目標方向一致。
一、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在香港的實踐
2014年習近平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共在政策排序上把國家安全提升至「優先」，同時首次明確香港對國家安全負有責任。根據中國學者王逸舟對中國國家安全觀的研究，認為其重點有二：其一是強調「政治安全」為核心，以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及堅持團結人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標；其二是強調統籌各種需求，建立完備的國安序列，滿足多層次、多面向的國安問題。若以此檢視習近平治港思維，就能理解何以習近平在2014年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強調北京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且「高度自治權」具有從屬關係。白皮書強調，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和「治權」回歸，香港特區及其《基本法》之實踐乃是北京中央政府根據《憲法》第31條「授權」成立，從而享有獲中央授予並受中央監督的「高度自治權」；但由於《基本法》為授權法律，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源於中央政府授權，而權力大小亦由《基本法》的條文所規定，特區並無剩餘權力；而中央保留直接對港行使的權力，包括《基本法》修改及解釋權、國防與外交管理權、特首與主要官員任免權等等。凡此作為，皆是為了確保香港的政治安全，並為未來可能的挑戰預作準備。
自2020年7月香港施行《港區國安法》以來，香港的政治空間、社會人權、法治基礎、經濟自由度、金融中心國際排名等各面向都持續衰退。（AFP）
對習近平而言，理順「一國」與「兩制」間的關係非常迫切，畢竟在白皮書發表前香港早已是高政治性的城市，更擔憂香港可能成為中國境內顏色革命的爆發點。尤其是2010年香港政府在北京准許下接受民主黨的政改方案，擴大了立法會的議席也增加了直選的比例，讓香港在邁向雙普選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與立法會選舉後，不僅香港訴求完全雙普選的期待與呼聲更高了，香港社會還爆發反國教運動，陸續出現黃之鋒等年輕一代社運鬥士，對習近平而言皆是對中共政權的挑戰。因此在白皮書發布後，中共透過人大常委會公布被稱為「831決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雖然引發後續79天的雨傘運動，卻徹底阻斷香港民主派執政的可能性。
至此，中共中央的治港政策，也從江澤民「井水不犯河水」的互不干涉階段，調整為胡錦濤「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和解社會階段，再修正成習近平「積極落實全面管治」的國家安全階段，主動打破昔日「兩制」有所區隔的狀態，積極建構「一國」的權威性。
2016年立法會改選後，由於部分本土派議員在宣誓時被認為不莊重、無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香港特區基本法，使得時任特首的梁振英聯同律政司司長提起訴訟，要求撤銷議員的資格。對此，中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進行釋法，致使梁頌恆、游蕙楨在內的六名議員被取消議席。然而，由於各界質疑當時梁頌恆、游蕙楨的案件還在法院的審理之中，因此人大釋法的舉措，被認為北京開始以法律手段處理政治議題，這不僅壓縮香港的法治基礎，也再次強化「一國」高於「兩制」的權威。2017年中共19大會議，習近平在報告中提到「必須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而後「愛國者治港」即與「全面管治權」形成有機結合，成為習近平治港策略的核心。
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後，習近平不僅再次以人大單方面通過《港區國安法》維持國家安全，更進一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重塑香港的政治制度。在新的選制下，2021年進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中，90名議員只有一席非建制派，投票率也創下新低，顯示香港社會並不認同「愛國者治港」的首次選舉。然而，中共在選舉翌日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宣揚這種「中國特色民主」，無非是為自己的政治安全進行包裝。而2022年中共20大後，習近平更加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著力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為避免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覆轍，香港政府今年5月公布的區議會改革方案，不僅提高提名門檻、改變選區劃分，更將直選議席刪減至兩成，無非是再次確保政治安全係數可以讓北京放心。
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後，習近平不僅再次以人大單方面通過《港區國安法》維持國家安全，更進一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重塑香港的政治制度。（REUTERS）
二、粵港澳大灣區與吸納香港
2019年初，習近平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被視為中共以政策手段促成粵港澳加速融合的策略。回顧珠三角區域整合，港澳在「一國兩制」模式下是帶領珠三角先行先試的領頭羊，在中國內有深化改革、外有持續開放的需求下，升級珠三角的融合發展成為中共的理性選擇。習近平「粵港澳大灣區」計畫的正式提出，是基於升級香港過去「背靠大陸、面向世界」的經濟發展核心策略；也是北京以經濟整合模式降低港人對融合疑慮的策略；更是北京「一國兩制」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有機結合的實踐進程。然而在歷經「反送中運動」與3年的疫情管制，當年習近平擘劃的中港融合願景，離實現仍有很大距離。
習近平在今年4月第4度考察廣東，並直指「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要求廣東要舉全省之力辦好粵港澳大灣區」。何以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中共政策重點，約莫有3個考量：其一，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意義，在於擺脫西方現代化發展路徑，展現「中國式現代化」路徑成功的面貌；其二，展現「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凸顯香港與中國邁向融合可信可愛形象；其三，透過優勢互補，持續吸納香港壯大廣東。
參、總結
在18大以來習近平治理下的香港進入二次回歸，不論是透過釋法或立法來取得政治控制的正當性，亦或是透過政改來確保愛國者治港，這些作為無非是希望能讓香港社會菁英對中共臣服及效忠。然而這些制度變革，實已讓「一國兩制」成為自相矛盾的邏輯，而這種新常態下的文化，缺乏多元、彈性，恐難讓香港重返往日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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