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林濁水觀點》習回歸毛路線的歷史格局 中美對峙,與中國周邊民族(一)

中美科技產業系統霸權之爭;對新自由主義的左右民粹反彈;國家保護主義對全球化的逆轉;中國迄未完成的,甚至自己都搞不定內涵的民族主義運動及其牽動的對內民族矛盾、對外和當前主流的西伐利亞國際秩序的強烈挑戰;以及蘇聯解體後在世界各地抬頭的民族復興運動,這五股互相碰撞的動力是這樣的龐然大物,能量的耗盡絕不是5年10年而已,於是在動盪中,前途最不安、最難測,甚至最痛苦的,無非就是中國內地18省外緣地區的民族,和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鄰右舍了。

林濁水

美國關於西藏人權、香港、突厥穆斯林民族一連串人權法案和台北法案接連通過,推高了中美甚至中國和西方世界價值觀上的對立衝突,而且還和中美產業系統霸權之戰、軍事地緣政治衝突的升高交相糾纏,雙方矛盾範疇愈來愈大,益發難分難解,對整個世界的劇烈衝擊方興未艾。這一連串議題廣闊的衝突紥紥實實地破滅了西方世界乃至於台灣自由主義者做了足足30年和平演變中國的大夢。

2018年4月,接連發生美國航母直闖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演習海域,和美國發布對中國中興禁售令,中國緊接著下令宣傳片《厲害了,我的國》暫停上映,並提前結束演習。中國的行為令各界紛紛猜測這是出於警覺到情勢急遽嚴峻的理性反應。中共這樣的反應顯然重新鼓舞了許多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新自由主義者對和平演變的信心。這氣氛甚至感染了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的郭台銘,使他對大局的發展極度樂觀,他認為中國民主改革大業馬上就要上路了。然而,現在看來,後續發展完全和自由派人士預期的相反,習近平領導的方向反而清楚地向更集權,更朝毛派社會主義的方向回歸。

無疑的,習近平肯定是像川普說的,非常希望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但希望是一回事,習近平也肯定有太多美國要求的讓步是他做不到的。不久前,談判的負責人劉鶴,很不尋常地做了公開演講,透露了中國讓步的意願。他挑了三個爭議,表示了中國的態度:第一,將會進一步開放金融行業。以包括中資在內,各國資金大舉退出中國的現實下,看來中國提這主張合理;其次,中國有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計劃。由於這次經貿戰的核心戰場是科技系統霸權之戰,所以這是中國非交代不可的;第三,改革國有企業,這也是美國要求的項目。那麼在這項目上中國的立場呢?劉鶴說,要依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也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些說法很清楚的是對中國逼退馬雲等等一連串的國進民退措施的強硬辯護,也就是對美國提出中國體制改革要求的清楚拒絕。這當然大大澆了新自由主義者冷冰冰的一盆水,意味著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立場將堅持不變,而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將繼續同步倒退。

中美情勢後續發展完全和自由派人士預期的相反,習近平領導的方向清楚地更集權,更朝毛派社會主義的方向回歸。(EPA)

自由派人士把中國向左翼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倒退和高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處耀武揚威連在一起,然後痛批習近平悖離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要走自由化,埋頭拚經濟的教訓。最近習近平高嗆「偉大鬥爭」,在一次演講中「鬥爭」兩個字居然重複了58次,令人大大震驚。各路的自由派人士更是唉聲連連。不過當他們聽到鬥爭,尤其是「偉大鬥爭」被強調時,實在應該驚醒,跳開自已對「鬥爭」兩個字經驗上的好惡,而嚴肅地警覺到北京整個思維已經徹底回到傳統的共產黨「面對矛盾,劃分敵我,進行鬥爭」的模式才行。

習在報告中說:

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鬥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認定,中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於是結束了階級鬥爭;但是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新認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確定是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的大鬥爭便從而展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階級鬥爭應該結束,而主要矛盾是在生產力落後上面,這一個立場中共從十二大到十八大都繼續確認。

36年前中共界定「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落後上面,為改革開放的理論鋪下基礎,中共決定經由經濟自由化、現代化讓生產力跟上來。

1981年定調之後,調子一路走來到現在,但這個調子習近平現在要加以翻轉了。簡單的說,國家經濟發展焦點要從經濟增長轉換成處理分配矛盾,解決中國社會比美國這一個資本主義大本營還嚴重的貧富懸殊僵局。

中國的分配矛盾問題在胡錦濤時代已經非常嚴重了。鄧小平提出了「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和東南西北傾斜的發展戰略,其精神以江澤民在十七大中提出的「三個代表」闡述發揮得最淋漓盡致,而中央兩會開會時中國頂級富豪雲集,珠光寶氣,富貴榮華不可仰視就是「三個代表」的充分體現。

36年前中共界定「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落後上面,為改革開放的理論鋪下基礎,中共決定經由經濟自由化、現代化讓生產力跟上來。(圖:亞新社)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產生了人類歷史最有效的資本積累效果,也造就了中國驚人崛起的勢道,於是,改革開放精神中,民族主義全面地壓倒了社會主義。中國走的根本已經不是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家權貴資本主義,本質上是運用社會主義的社會控制手段進行各種型態的資本積累:1、城鄉戶籍二元制,形同複製封建時代,人從屬於土地的剝削體制;2、低價補償遷村如同重複工業革命初期的圈地運動;3、限制勞工自主組織是屬工業革命早期對勞權的限制甚至鎮壓;4、控制城鄉的人口流動,民工和市民民待遇分成不同系統,農民工形同國內的外勞;5、過度的開發,形成對自然環境嚴峻的剝削;6、國企結合太子黨特權形成權貴資本主義⋯⋯。

上述不同的剝削體制在人類不同歷史階段中亙時性地分別出現,而且都造成底層社會無比的痛苦,不料今天這些不同的剝削體制居然在中國並時性存在,形成的社會矛盾之劇烈可想而知,而這正是所謂的中國模式造成人類歷史上少見的經濟成長奇蹟最關鍵之所繫

所幸,由於經濟成長太過於迅速,因此仍然帶動了習近平報告的8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爲城鎮居民,6千萬人口脫貧,但是傾斜發展、「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成功,也使中國成為比任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更懸殊的國家。這樣的社會矛盾,就使得中國年年維持社會治安穩定的經費達到超越國防預算的奇景。

胡錦濤和溫家寶已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嚴重到非處理不可了,溫家寶強調,當時的發展是「不平衡、不充分、不可長久」的,於是提出和諧的原則來緩和內部矛盾。

只是胡錦濤只把分配「不平衡、不充分、不可長久」當成「嚴重問題」,現在習近平進一步把它上綱為「主要矛盾」,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決斷,也因為決心堅實,在十九大之前我們早就看到他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橫掃千軍的懲貪行動。

自此,所謂的習近平的新思想其實便是在中國重建社會主義,讓中國由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回到社會主義路徑上。中國經濟成長奇蹟和貧富懸殊都是運用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所提供的機會進行改革開放中形成的。

胡錦濤只把分配「不平衡、不充分、不可長久」當成「嚴重問題」,現在習近平進一步把它上綱為「主要矛盾」。(圖:新華社)

貧富懸殊和從計劃經濟到自由經濟帶來的轉型痛苦先是在1989年累積成為六四天安門運動的一大動力。天安門事變就在學生追求民主改革,市民、勞工反通膨、反官倒滙集的力量中登場。在鎮壓之後,在江澤民領導之下的國務院,被嚇壞之餘,把國家政策又扭轉向左,逼得鄧小平出手再把路線拉回改革開放,但也由於教訓太大了,一時官倒的主角太子幫人人側目,以致於習近平在1997年中共15大共151名候補委員名列最後一名,差一點落榜。

然而,中國經濟很快從天安門事件衝擊中復甦,加入WTO後更生猛成長。江澤民被鄧小平重新逼回改革開放後,由朱鎔基進行劇烈的「國退民進」改革,這策略提供了被當做引發六四風暴的罪魁禍首之一-官倒太子黨-改頭換面重新崛起,而且更加壯大的機會。很快的,「國退民進」成了「國民俱退,太子黨進」。太子黨發財之道早己不是1980年代的官倒,而是身居新型態的權貴資本主義的頂層的世界級巨富,其中醞釀的危機巨大無比,習近平認為如果不處理,中國就會像蘇聯瓦解時在「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情境下亡黨亡國,於是他進行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的向左轉,重回國進民退之路。

回顧戰後迄今,中共居然由左而右,再由右而左,然後再右轉,再一次短暫的左轉,接著右轉到今天向毛回歸,左右的鐘擺一擺再擺,擺了6次來回。似乎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代國家,鐘擺效應是常態,只不過民主國家透過選舉,擺得快、擺得容易;而共産中國擺是靠慘烈的「鬥爭」,擺得慢、次數少,但擺得往往非常慘烈而已。

既然如此,期待中國民主改革就大大有理了,自由主義者自然質疑和期待:中國為什麼不以民主自由改革的途徑來解決當前巨大的社會矛盾?

不幸的,中共自有其對自由和民主的定義,要中共依西方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價值進行自由民主改革,而放棄他們習慣的集體主義+民粹式個人崇拜的路徑而行,不免過度期待;何況,面對當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巨大社會痛苦,西方豈不是也民粹當道?而解決途徑美國固然有川普的右翼民粹,美國也有桑德斯的左翼民粹?所以要習近平掙脫舊路徑走上像郭台銘期待的新改革,難度實太高。

《十九大政治報告》中的前言第一句正是這樣破題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面對當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巨大社會痛苦,要習近平掙脫舊路徑走上像郭台銘期待的新改革,難度實太高。(圖:新華社)

一旦回到毛革命初心,而中國今天又早非吳下阿蒙,那麼中美各自在全球各地拉幫結派,從價值、軍事、經濟、地緣爭奪一路對峙,這回到冷戰了嗎?事實上,今天以科技産業系統霸權之爭的經貿戰,2000年就見端倪;東亞新冷戰在2010年也已浮現,只不過,中美之間的經貿連結和美蘇不同,而當前對立強烈的民族主義其意涵也和昔日有異而已

如今,五股巨大的矛盾的交會成了當前中美對峙的內在動力:中美科技產業系統霸權之爭;對新自由主義的左右民粹反彈;國家保護主義對全球化的逆轉;中國迄未完成的,甚至自己都搞不定內涵的民族主義運動及其牽動的對內民族矛盾、對外和當前主流的西伐利亞國際秩序的強烈挑戰;以及蘇聯解體後在世界各地抬頭的民族復興運動。這五股互相碰撞的動力是這樣的龐然大物,能量的耗盡絕不是5年10年而已,於是在動盪中,前途最不安、最難測,甚至最痛苦的,無非就是中國內地18省外緣地區的民族,和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鄰右舍了

註:

1. 十九大2017年10月18日召開,我在10月25一場「十九大後論台灣觀點」討論會中,發言軸心便在中共重新界定主要矛盾,往毛左傾已經是不歸路,這對世局將產生巨大的衝擊。但是這個觀點當時台灣政學媒全無興趣,我的發言,一些媒體報導得洋洋灑灑,但是重點全都另有所在。

2. 林濁水,2006,台灣、中國、第一桶金,《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和國》頁152-156。

3. 林濁水、梁文傑,〈民族主義、系統霸權和臺灣問題〉,《中國評論》,N.30,Jun. 01, 2000,頁 61-5。

4. 林濁水,1982,〈民族主義變奏曲,瓦解的帝國〉。1987,《民進黨評議報告》。2006,《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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