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北署對太陽花學運的三大案件起訴一一九人次，即便不論這些行為，能否以和平抵抗權來為阻卻違法之事由，但關於起訴罪名，恐皆有商榷之餘地。尤以去年四一一路過中正一分局事件來說，檢察官主要以集會未經許可經命令解散而不解散罪來起訴主事者。惟問題是，針對此等集會須事前許可之規定，早經大法官宣告違憲，檢方以之為起訴依據，實有濫權訴追之嫌。
依集遊法第八條第一項，針對室外的集會遊行，不僅須於事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依據同法第十一條，竟列有六款不得許可的事由，如第二款的「有明顯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或者第三款的「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者」等，凡此用語，既模糊且空泛，就易造成主管機關的恣意與專斷。更值注意的是，根據集遊法第三條，如此重大的許可權限，竟是賦予警察機關來行使，更易讓人與警察國家相聯想。
尤其在遇有緊急性、偶發性集會遊行之場合，根本不可能為事前申請。而像四一一事件，其抗議對象就是有許可權的中正一分局，則於此時，就算有時間申請，也肯定遭否決，致更暴露出許可制的荒謬性。故於去年三一八學運期間，大法官所做出的釋字第七一八號裡，針對集遊法未將緊急性、偶發性集會排除於事前申請許可之部分，就宣告為違憲，並限期於二○一五年一月一日失效。
而大法官限期失效的宣告，原本是避免法律立即失效所帶來的法律空窗期，以讓立法與行政機關能為完整的修法與配套。只是如此的緩衝期，卻被司法實務者解讀為修法前仍屬有效的詭異見解，實讓人莫名所以，也促使大法官在去年十月，做出釋字第七二五號解釋來否定此種謬誤。
故於現今，立法院完全不理會大法官的違憲宣告，致未對集遊法進行任何的修正，已屬嚴重的立法怠惰。惟既然大法官宣告限期失效的時間已過，不管有無修法，集遊法中的違憲條文就確定是無效且不存在的法律。則檢察官以之為起訴依據，不僅有違罪刑法定，也等同讓惡法繼續來箝制人民的集會結社權。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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