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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那娃之梟
近日時逐漸被國人討論，由中國倡議籌組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其實甫自其倡議提出，即充滿爭議。在台灣，在國民黨主導下對此議題的議論與鼓吹，每每將其模塑描繪為參與國際經貿的積極機會。尤有甚者，甚至視為千載難逢的機遇，為圖加入，亟欲傾吾國所有，幾達不擇手段之地步。而對於加入的目的與自身在此機構體制內的位置等疑慮，卻躲閃逃避，甚至不惜犧牲自主地位。如此急促而缺乏溝通評估之作態，雖係執政當局歷來常見之態度，但對照此案所涉及的牽連廣泛，仍然讓不敢領教。
在國民黨主導下對亞投行議題的議論與鼓吹，每每將其模塑描繪為參與國際經貿的積極機會。（資料照，記者叢昌瑾攝）
中國倡議亞投行的思路其實不難理解。早有識者指出，此一構想，乃為複製「世銀＋ＩＭＦ＋美元」模式所設。亦即，其基於所謂「一帶一路」的新國際區域政治經濟擘畫，試圖描繪一種為此目的而以亞投行與相關絲路基金作為其後盾，進而推進人民幣經濟圈的一種區域乃至國際戰略圖謀。而值得識者進一步深思與觀察的是，其除了顯而易見的國際政治經濟的大國博弈之外，蘊含的中國內政經濟社會隱患，以及其欲透過此緩解並維持其政經可持續性的背後動機、策略與目的才是更值得加以解析觀察的。
事實上，從亞投行的設立目標即不難發現，其目的在於投注亞洲或其「一路一帶」目標區域的基礎建設的投資。而基礎建設對於經濟建設後進國家誠然重要，但廣大的亞洲地區，特別是許多位列開發中國家的國家，觀察其經濟發展上的問題，恐怕不僅僅是「基礎建設不足，需要投資」這樣的簡單問題。實際上更多的問題是，浮濫而欠缺審慎規劃且品質堪虞的基礎建設，往往才是這一區域經濟發展上的積弊與陳痾所在。亦即，這類對於基礎建設的投資興建，不但欠缺必要性，也欠缺有效性。
更因為這類基礎建設的預算與主導決策權限，多仍由管治能力低下，甚至貪腐積習日深且欠缺監督匡正機制的政府所牢牢掌控，所以，這類基礎建設往往淪為尋租與貪腐體制的結構利益所在。更嚴重的是，這類廣泛而數量龐大的基礎建設投入，更成為這類經濟結構問題深沈國家的「GDP推升工程」。也就是透過這類浮誇無用、品質低劣、欠缺必要性的基礎建設，在數字帳面上美化該國的經濟總體數據，藉此維護統治的正當性。但實際上，對於國計民生卻每每毫無裨益。近年來廣為人知的因過度開發卻無法與社會經濟結構匹配所衍生的大量「鬼城」所見證的弊端，早已不是孤證而是持續增加而廣受矚目的普遍現象。
而部分積極鼓吹台灣加入亞投行者，主張台灣可利用此機會分享或加入這一中國國際戰略擘畫的龐大市場與商機。但且先不論該商機的是否存在，台灣若欲分享分食，則其在所有共同參與者的之間的權益就必須能公平而平等的被對待與保障。然而，中國對此的倡議，實際上仍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能成為得參與章程制定決議的創始會員國就成為參與此一開發銀行機構十分必要且關鍵的角色。這或許也是一些區域外國家在有意參與此區域經濟活動下，所以積極表態爭取成為創始會員國的理由。
中國對台灣始終有著納編吞併的野心，基於支配的意欲，自然不可能在此其主導的區域開發投資機構中，讓台灣成為可平等參與協商建構的一員。（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然而，中國對台灣始終有著納編吞併的野心，基於支配的意欲，自然不可能在此其主導的區域開發投資機構中，讓台灣成為可平等參與協商建構的一員。因此，所謂「不惜代價爭取加入」，對於台灣即顯得荒謬。因為，在中國主導的這一機制中，台灣的參與絕不可能平等。而沒有平等的參與，又如何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實際上，果不其然，中國已經證實，台灣無法以創始會員國的資格參與亞投行。無法以創始會員國身份加入，意味台灣自然不可能成為制定遊戲規則的平等參與者。而這也證明了，中國對於台灣加入國際場合的壓制與否認立場從未改變，其意欲支配掌控台灣的意圖也從未改變。
在此情形之下，還要「積極」加入，對照其間的種種疑慮，考量台灣自身經濟的問題，都讓人覺得其目的動機顯然不單純而可議。因為，早有許多人指明，台灣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問題，在於經濟思維與整體產業經濟結構到了需要改弦易轍，重新思維、建構的地步。過去執著於急速開發的思維，忽略存在的不公與矛盾，甚至經濟結構中存在的黨國權貴經濟支配體制的質疑與究問，一再被迴避，並始中持續浪費資源與社會負載予以維持。這些才是台灣現時無可迴避而需要解決的問題。而這些積極倡議加入的團伙，選擇忽視這些深層而迫切的結構改造問題，卻寧願將台灣寶貴而稀缺的公共資源，力主浪擲於對台灣存立存有野心的惡鄰大國所倡議的國際政治經濟博弈之中，其不可言說的動機與目的或檯面下交易，或許才是我們應該玩味與警惕之處！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開放民進黨：米那娃之梟 值得警惕的亞投行參與倡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