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新時代」，其實是改革開放的倒退。鄧小平「撥亂反正」，習近平「撥正反亂」，全球同受挑戰。（AP）
拜登日前指出：習近平當前對於中國的未來不確定要怎麼做，中國人對他們的未來感到非常不確定；他們正在試圖弄清楚他們要走向哪裡，如何處理所走的方向。拜登沒有點明，究竟是政權或政策的不確定。不過，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如果習近平的權力是鞏固的，那便意味著，他「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已無懸念，剩下的只是採取什麼行動。而西方，至今似乎仍寧可相信，中國還在十字路口。
鄧小平總設計的改革開放，堪稱美國帶領西方（包括港澳台）與共產中國的共同冒險。一九七二，尼克森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當時的中國處於文革後期，周恩來的親美、林彪的親蘇還在路線鬥爭，尼克森的聯中制蘇彷彿臨門一腳，確定此後中國向西方傾斜。一九七六，周恩來、毛澤東相繼過世。經過一段時間四人幫與華國鋒共治，一九七八鄧小平獲得最後的勝利，從此以後便是國際熟悉的現代中國。從老兵返鄉探親到台商錢進中國，台灣也從一個側面參與了改革開放。當時，從北京到台北，從兩岸到國際，都存在一種過早的樂觀：中國的經濟發展將帶動政治改革，兩岸的歧見也將溶解於經貿互利。
諷刺的是，外資才加入改革開放嘉年華會不久，便爆發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六四屠殺，造成中國與西方關係停頓。面對國際質疑眼光，一九九二鄧小平展開南巡活動，傳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誰不改革，誰就下台」等語錄，驅策江澤民繼續改革開放。鄧小平路線，還延伸到胡錦濤。於今回顧，雖然有六四屠殺的插曲，鄧、江、胡的三十餘年，可以說是中國與西方的蜜月期。這段不算短的蜜月期，促進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黨專制在貪腐中走向軟威權主義。
整個劇本，到了二○一二，出現驚人的轉折，雖然多年以後，大家才發現這個事實。習近平，太子黨，文革經驗，背景截然不同於江澤民、胡錦濤。二○一二年九月，同為太子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遭整肅，起先一般認為是習近平鞏固權位的必要之惡，但後來才發現這是習近平不斷鬥爭的起手式，此後十年翦除異己甚至及於自己提拔的人。習近平有一個偉大使命，其他的人都是工具人，不同時期在他身邊者，感觸應該比他的政敵還深。更晚才被發現的是，習近平的焦點並非人事鬥爭，而是要建立彪炳史冊的功勳，超越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這個功勳，香港提早內地化只是小菜，不惜武力統一台灣才是正餐。然而，想像力僅此為止，也錯了，因為習近平的目標更遠大：中國勢力範圍的極大化，以及挑戰、取代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唯有從這個野心，才能夠理解習近平十年來的總體作為。
個人的帝國想像，中國的實力累積，國際的互相依賴，西方的平庸領導，各種條件撮合在一起，「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發生在習近平身上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還好，二○一八開始，川普發起貿易戰、科技戰，打得習近平招架不住、十分被動。但，二○一九年末，新冠病毒為全球帶來變化球。首發於武漢，中國以專制模式，迅速控制疫情。被蒙蔽的國家，則紛紛遭到病毒入侵，衍生出全球性災難。由於後知後覺，美國疫情嚴重，川普連任失利。主客易位，拜登上任後，習近平由低姿態轉為高姿態，中美阿拉斯加、天津、峇厘島會談，中國戰狼滿口東升西降的傲慢；著力已久的國際組織，充斥著中國的實質影響力。
習近平操之過急，結果是打草驚蛇。二○一八以來，幾乎主要的西方政府與媒體，對中國的評價與敘事都在逆轉，包括新疆再教育營也成為國際政治議題。幾年下來，「中國人不吃這一套」，換來的是西方的「卡脖子」。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的「竊盜經濟模式」，西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如今，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發起晶片四方聯盟（Chip4），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同時挫傷中國產業與軍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與中國的關係從交往走向脫鉤，不僅改變了美中兩個大國關係，也將改變五十年來的世界格局。習近平的「新時代」，其實是改革開放的倒退。鄧小平「撥亂反正」，習近平「撥正反亂」，全球同受挑戰。十月十六日，中共二十大，中國的走向，應該會更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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