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郡
台灣的離婚率名列居亞洲前茅，夫妻選擇離異原因固然不盡相同，但相信無法好聚好散的離婚仍屬多數，特別是牽扯財產與親子關係的婚姻。不過，隨著教育程度的與社會高度發展，離婚雖然已成為社會常態，但對於未成年孩子的保護，幾乎是所有大人的共識。
只是，儘管共識如此，離婚夫妻其中一方探視孩子受到阻撓，即使是名人也多有所聞，夫妻為了孩子監護權歸屬對簿公堂，幾乎是家事法院天天上演的戲碼。根據司法院的統計，去（111年）一年就有超過3千名孩子透過地方法院酌定監護權歸屬，算起來一天將近10個孩子成為離婚父母的監護權戰爭的主角。
離婚夫妻其中一方探視孩子受到阻撓，即使是名人也多有所聞，夫妻為了孩子監護權歸屬對簿公堂，幾乎是家事法院天天上演的戲碼。（https://pxhere.com）
冗長的訴訟過程中，免不了劍拔弩張的氣氛，即使最終在法院裁決下孩子的監護權與探視權塵埃落定，但實務上，探視權的爭取與行使問題並不少。父母一方探視會面時產生的衝突與糾紛，很少隨著婚姻法定關係結束而落幕，甚至躍上新聞版面時有所聞，有時是父母一方的阻撓，尤其華人社會多半存有「孩子為父母所有」的觀念；有時是探視方的親職能力欠佳；甚至有時是孩子表達拒絕探視，特別是在孩子的拒絕情緒上，原因更是複雜，或心靈創傷，或父母一方的情感勒索，情況只會隨著孩子成長變得更棘手。
在歐美國家，夫妻離異過程若牽涉未成年子女權益現狀的改變，都必須由法院介入，但台灣並非如此，直到 2012年《家事事件法》上路後，才有所改變，開始設置有「家事調查官」一職，家調官直屬於法院，具有公權力，他們必須進行調查並做成報告提交給法官，同時肩負轉介各種社福資源進入個案家庭，給予協助的工作，在離婚與親權歸屬的案件上，目的是讓司法審判退居第二線，強調的是將司法與社福資源連結起來，為孩子取得最佳利益。這樣的規畫看似理想，但實際上目前的家事法案件的第一線仍在法院。
這是因為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案件，狀況各有複雜之處，再加上法律允許民眾可針對親權一告再告，反覆進案，法院既要調解、調查還要轉介資源，這些都需要人力與時間的投入，然而根據2021年的統計，全台家事法官僅141人，家調官則只有49人，各縣市家事法庭資源與人力都嚴重不足，如何面對台灣與年俱增居高不下的離婚率與數量龐大的家事法案件？
儘管衛福部2020年起，開始推動「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實施計畫，讓擁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在面臨分居或離婚時，可以不用上法院，透過民間的社工，引導父母雙方進行會談，社工與父母協調未來照顧子女的方式，會談由政府負擔費用。這樣的家事商談服務看似理想，然而只要父母一方拒絕參與，理想也只能是空想。
台灣社區資源嚴重不足，加上法律訴訟曠日廢時，介入時機過晚，都讓許多高衝突離異家庭父母一方的探視衍生出重重困難。要推動社區資源介入，政府在資源整合與投入上，還有許多的進步空間。
（青埔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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