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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神奇海獅先生》大選激情結束後,大家該何去何從?

要擺脫選後壓力症候群,就是自己要走出舒適圈、去適應外界的冰風雪雨。然而這樣的行為卻唯有自己起而行才能辦到,同一台電視台不會告訴你、臉書的演算法也不會告訴你,只有自己才能辦得到。幸好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你想走出去時、隨時都可以接收到不同的資訊。

神奇海獅先生

隨著上週大選結束,有些落選人的支持者得了選後症候群,失魂落魄、難以置信竟然會輸得如此淒慘;而勝選人的支持者則經過一夜狂喜,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平靜安寧,在寬慰之中似乎又摻雜了些許空虛。究竟對於兩邊的支持者來說,要怎樣度過這一段大選後的適應期呢?我們每個人又需要做些什麼樣的反省與深思呢?

選舉過後對於兩邊的支持者來說,要怎樣度過這一段大選後的適應期?我們每個人又需要做些什麼樣的反省與深思?(AFP)

韓粉:走出同溫層、了解對方的想法,以避免難以承受的現實

選舉結束後,我問朋友:「你覺得,為什麼韓粉的預測竟然會和實際情況相差這麼多?」

朋友回道:「他們只是重蹈了我們在2018年的覆轍罷了。」

這個覆轍,就是彼此的同溫層實在是太厚了。事實上在整場選戰下來,兩邊都已經出現難以跨越的鴻溝,尤其是在臉書等社群媒體當道的今日,演算法更會讓人以為大家的想法都和你相同。然而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在殘酷的現實一揭開以後,常常就會因為和自己的認知實在相差太大而產生認知失調。

在歷史上,這種例子的確是層出不窮。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就描述了他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喜歡的就是到街角派出所前的黑板前,看著戰情快報上寫著:

「向前突破之縱深達30公里!」、「已粉碎敵人之防線」、「俘虜敵軍三萬人!」

他們相信自己最終會獲得勝利,尤其是在經歷過那麼多磨難與痛苦之後,那種勝利勢必要大到不可思議。

「它將是所有勝利報導難以令人置信的昇華,以致讓過去俘虜的人數、所征服的土地及繳獲的物資完全相形失色。」

所以等到戰敗的消息一傳來,連哈夫納在內的許多德國人完全不敢置信。那是種「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完全破滅以後的感受」。他踉踉蹌蹌的走回家,整個世界也讓我覺得陌生和毛骨悚然了起來。如果世事如此陰險詭譎、如果一場接一場的勝利最後會導致戰敗。

「那還有什麼東西能給人帶來安全感和信心呢?」

選後壓力症候群也是如此。而解脫的方式,就是自己要走出舒適圈、去適應外界的冰風雪雨。然而這樣的行為卻唯有自己起而行才能辦到,同一台電視台不會告訴你、臉書的演算法也不會告訴你,只有自己才能辦得到。幸好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你想走出去時、隨時都可以接收到不同的資訊。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圖:網路)

英粉:拒絕「標籤化」韓粉,理解民粹出現的原因,並嘗試對話

「民粹」一直是本次大選討論的主題。《紐約時報》就直接用「民粹」來評價韓國瑜:他聲稱了解人民,在反對懦弱精英上代表著人民。「他說,台灣曾活力四射、繁榮昌盛,但由於蔡英文政府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如今社會停滯不前。」

而在整場選戰中,韓也把砲火指向民進黨吃香喝辣、派系分贓。

「這些人吃台灣人的肉,喝台灣人的血。三年半後,整個台灣全部生病。」

這種「人民vs. 菁英」的二分法曾讓許多英粉無比擔憂。然而面對這樣的風潮,為什麼蔡英文要表示,雖然韓國瑜的支持者對於國家改革的方向與我們不同,但我們選後不管輸贏,「大家都要張開雙手擁抱他們」? 因為事實上,這正是消除民粹主義最好的方法。

在歷史上的許多民粹主義者崛起時,都曾遭到知識份子有意無意的忽視。

1930年代裡,德國的知識份子們看待希特勒的崛起就是如此。只有極少數人真的會花精力去看希特勒的綱領、他們只顧嘲諷他的文章,因而低估或輕視希特勒不斷擴張的權力。事實上這些菁英階級的嘲諷與排擠,卻正是希特勒崛起最好的養分:他們的支持者反而更聚集在一起,認為這些菁英實際上已經拋棄了他們。而想要消除這樣的風潮,最重要的方式是把政治帶向「更接近民眾」。

菁英階級的嘲諷與排擠,正是希特勒崛起最好的養分:他們的支持者反而更聚集在一起,認為這些菁英實際上已經拋棄了他們。(By Bundesarchiv, Bild 102-10460 / wikimedia.org/)

民粹也許對民主制度是一種危害,但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用處,那就是清楚的指出有部分民眾真的沒有被照顧到。在一篇〈誰是韓粉〉的文章裡,一位陳小姐指責那些進步價值:「用父母的錢、坐在咖啡廳裡、拿著價值她兩三個月生活費的昂貴3C產品指責她的思想落後,但那些指責她的人,有誰在乎過她是不是正在生存邊緣?」

民粹現象的出現,應該要迫使所有人更認真思考,代議制度目前的失敗之處是什麼?也許你不認同他們的話語,但是必須理解他們的困境。即使是在勝利以後,這樣的理解也不能停止。

所有人:好好吃飯、好好睡覺,找到轉移注意力的方法

選舉結束以後,所有人都有一個最重要的任務,那就是「找回生活」。

曾經我讀《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時,看作者講述1926到1929年時,整個德國社會終於脫離了戰爭和革命,一切都發展得四平八穩。大家的工資增加、吃的也好了,每個人都重新獲得了私人生活。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大家竟然不想擁有它。 怎麼可能會有人不想要和平、不想要這種寧靜的日子?當時的我非常納悶。但是隨著年紀逐漸增長,我開始有點理解那種在大規模群眾集會、嘶吼的日子突然寂靜下來後,那股從心底油然而生的淡淡的空虛感。從此朋友相見、到底要聊些什麼呢?我們要對什麼東西同仇敵愾呢?甚至極端一點,我們到底還要因為什麼原因出來聚呢?

而才經歷一年的我們就已經有這種感覺,就不難理解經歷了十幾二十個年頭才好不容易獲得和平,新一代年輕人卻完全不知道該怎樣適應這樣自由的私人生活。因為他們「早已養成習慣要從公共領域來獲得自己生命的全部內涵,並從中激發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愛意、仇恨、歡欣與悲傷。各式各樣令人聳動和緊張的新鮮事,每天都有新的議題、新的集會。來激發所有人心中的同情共感。」

然而這樣的供應來源卻突然斷絕了,生活變得既貧乏又受到剝奪,他們反而不知如何是好。比起法國出色的美食與藝術、英國的花園與養動物,當時的德國人卻不知道要從何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不知道該如何把渺小的私人生活塑造的偉大、美麗和有價值,以及該如何享受這種生活並樂在其中。

這個,不也是我們如今的寫照嗎?

所以說,昔日許多人看不起的小確幸還是有用處的。所以從現在開始,去運動吧、去品嚐一些美酒美食吧、去聽點音樂、看些電影吧。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裡,它們轉移注意力、療癒傷口的能力,會比你想像的還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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