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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聚焦南海》《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從「朝貢體系」理解中國真正的行為模式

了解中國崛起的背景因素,可從歷史脈絡中找尋到想要的答案,對於中國長期面對的重要對手東北亞的日本以及東南亞的越南,作者點出了中國在數百年來東亞權力競爭史上的角色。在戰略優先選擇上,中國向南海海域發展並強硬地進行主權主張,這一切看似寫好的劇本。

林廷輝

閱讀傅好文新作,彷如置身於中國古代與現代的時光機中,來回探索,如果對中國歷史較陌生的讀者,會對作者如此擅長於中國歷史十分崇拜;而稍微了解中國歷史脈絡的讀者,也一定會對作者的專業程度,及對他在書中試圖告訴讀者要如何觀察中國的「方法」感到佩服。

這本《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所討論的主題,正巧是目前國際社會最為關切的議題,作者提出早在現行國際體制建立以前,東亞早就已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體系;不過,清朝末年的鴉片戰爭到與日本的甲午戰爭,中國維繫不了這種中華帝國的體系,作者在第一章說明了中國要洗刷恥辱的企圖心,特別是甲午戰爭結束後一落千丈的國際地位,而現在中日間的緊張與衝突,在兩國歷史上就已埋下種子。特別的是,作者提起琉球問題,原本這個不起眼的地方,卻成了十九世紀末「不僅是日本追求區域霸主地位長久努力的起始點,後來也成為中華文明開始崩塌的地點」,相較於今天中國某一派學者慫恿琉球王國獨立,這不單單僅是關於釣魚台列嶼的問題,更是中日兩國在東亞權力競逐的一面鏡子。

《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圖:遠足出版社提供)

接著,作者在第二章將焦點轉移到東南亞與中國的南海問題上,中國在南海強悍的主張,緊抓著南海U形線而不願退讓,菲律賓與越南在面對中國的壓力,前者採取了法律救濟,提出了「南海仲裁案」,而後者早與中國纏鬥數千年。第三章敘述中國明朝國力鼎盛之際,派出鄭和在1405年至1423年期間進行的「七下西洋」,浩浩蕩蕩來到國際戰略重要據點─麻六甲海峽,也開啟了中國可能的海權時代,但隨著永樂皇帝的辭世,中國的海權盛世不僅沒打開,更被葡萄牙與西班牙急起直追,但作者用數據表示,中國當時擁有六千五百萬居民,葡萄牙僅有一百萬人,英國約有五百萬人,中國擁有龐大征服海洋的資金、兵源與船隻,恐怕歷史將會改寫。

第四章描寫中越之間的長久歷史,更可以看出兩國的恩怨情仇與糾葛,從中國的角度看,越南並非華夏而是蠻夷,屬於世界的邊陲。然而,從越南人的角度來看,越南也屬於世界的中心,越南征服占婆,就是學了中國的「朝貢體系」。但對現代的描繪,作者認為美國在越戰的失敗、冷戰結束、天安門事件、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睦鄰政策等,藉經濟來綏撫周邊國家,當然也不會吝於使用軍事力量,因為中國擁有複雜的地緣政治情勢與歷史背景。

第五章提及日本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過程,成為近年來中日關係波折最大的事件,而安倍晉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後,在靖國神社的議題上採取較小泉純一郎更為謹慎的作為,中日關係試圖改善。但作者觀察到了一點,即使在某些議題上,中國看起來似乎有些讓步,但這只是戰術上的運用,最終還是要回到東亞格局來看,中國回到過去盛世的年代,凌駕於日本之上的野心從來沒有改變。

釣魚台列嶼。(REUTERS)

第六章則回到南海的主權聲索,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行動,造成區域緊張以及軍事化疑慮增高;而中國「一帶一路」的提出,沿線許多國家附和,為的當然是經濟發展,作者觀察到中國這種「一放(經濟)一收(軍事)」,在二十一世紀前幾年,有節奏地進行著,但到了2014年,收與放同時出現。作者的解釋是,中國對東南亞國家占上風之際,同時以更多的經濟誘因誘導著,彌補這些國家心理上對中國強悍的不安,並以此勸誘其他國家臣服,這顯得更為重要。這的確是一種矛盾的心態,外界普遍對中國的作為感到邏輯上的困惑,中國一方面要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友好關係,卻在南海大興土木破壞彼此關係,但又推出「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提供誘因填補東南亞國家心中的不安,作者掌握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彼此心態上的互補與競爭,如果沒有多年觀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深奧功力,恐怕將無法解釋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的確,冷戰結束後,當中國開始採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美國樂見中國的改變,因為許多人都認為,當中國富起來後,中產階級增加,勢必會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改革,朝著西方民主的方向邁進。但事隔多年,當政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未屈服西方政治潮流,反倒演變成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導人身上。當習近平在2018年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刪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相關文字,讓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警覺到,這樣的中國已成為東方的「巨靈」(Leviathan)。如果中國所累積的財富與政治權力將自我限縮在東亞大陸上,而沒有展現出外擴的野心與作為,就不會引起西方國家的憂慮;但在經濟成長後,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以其累積的資本,購買歐洲國債,習近平上台後,更相繼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推動一帶一路,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展現出中國已不再「韜光養晦」,而是「有所作為」。

當習近平在2018年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刪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相關文字,讓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警覺到,這樣的中國已成為東方的「巨靈」。(AFP)

過去,西方國家在解讀中國的戰略意圖時,常會將它放在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觀察,但作者再次提醒我們,中國所奉行的「朝貢體系」,及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心理狀態,讓西方世界的人民了解中國真正的行為模式,除了來自「權力」的考量,更需要關注「歷史文化」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根本性質」。正如作者指出的,對中國而言,周遭的民族,尤其是華夏世界的民族,受惠於中華文化良多,所以都應該向中國臣服。而這個思想是中國人世界觀的基礎成分,也是信仰的基本要件。因此,要搞懂中國的世界觀,崛起後的中國對未來世界秩序究竟對國際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未來的世界充滿何種想像與樣貌?對於這種種問題,作者以中國「朝貢體系」的角度來解讀這些行為與未來樣貌,並提供有別於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威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思考模式。

中國的「朝貢體系」又是如何處理國際事務呢?

2018年6月15日,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畢業典禮上致辭時表示,中國對美國構成政治意願上的挑戰,而且長期試圖改寫現有的全球秩序,是美國的潛在對手,而明朝是他們的模式,以一種更強悍的方式,要求其他國家成為他們的朝貢國,對北京叩頭;馬蒂斯反諷地說,在這多樣化的世界存在許多「帶」(belts)與「路」(roads)下,而中國卻推行一帶一路。馬蒂斯批評,中國試圖在國際舞台上複製他們國內的威權模式;將南海軍事化,並利用掠奪性的經濟手段讓其他國家累積巨大的債務。馬蒂斯接著提出該如何與中國交往的問題?當中國選擇以其獨裁政體與世界合作,這將為中美未來關係形塑出路線圖。

學界對中國的「朝貢體系」的研究與解讀甚多,歷朝各代也發展出不同形式的「朝貢體系」。目前美國執政團隊明顯將印太戰略排除中國在外,最具體的例子是2018年5月23日,美國國防部表示,為抗議中國在南海爭議島嶼的軍事建設,美軍將撤回邀請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2018年「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PAC)。這等於宣告了中國並非盟友,而美國也希望與亞太甚至印太國家聯盟,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不過,美國並非要「摧毀」中國這個國家,而是要中國改變「體質」,這涉及了中國「體制」的改變。

目前美國執政團隊明顯將印太戰略排除中國在外,最具體的例子是2018年5月23日,美國國防部表示,為抗議中國在南海爭議島嶼的軍事建設,美軍將撤回邀請中國解放軍參加2018年「環太平洋軍事演習」。圖為2010 RIMPAC。(維基共享)

馬蒂斯雖出身軍旅,有儒將之稱,閱讀過大量書籍,對中國的了解更是歷任國防部長所不及。馬蒂斯在意的便是,這種明朝的「朝貢體系」若建構成功,中國就會把目前國內的威權體制推展到全世界,以軍事力量主宰海權。對美國而言,中國因目前的開放貿易體制而得利,但在富強後卻試圖改寫規則,主宰經濟體制,與西方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朝貢體系」是以「一元」為中心,體系存在上下尊卑關係,在現實主義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非等級的觀念上,「朝貢體系」呈現出相反的現象,是尊奉中國為「上國」的觀念,而習近平所稱的「中國夢」,正好是恢復這樣的國際秩序,從一九八四年中國與英國達成《中英聯合聲明》,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以來,在中國眼中,只要台灣回歸到中國,便等於回到過往中國強盛的狀態,而是否進一步回到漢唐盛世,輸出中國文化,並重新建構國際遊戲規則,即國際法秩序,便是西方國家最關切的事。   

至此,我們要問的是,崛起中的大國,是否應該遵守國際社會目前應遵守的法規,或者應另立國際法體系?而崛起後的大國,又是否一定要改變現有國際秩序與法規,使得其他國家無法向其挑戰,而一貫維持其霸權的地位,這在人類歷史發展上觀察,國家無法永遠維持其霸權地位,但所設定的國際遊戲規則的延續,才是各國所關切的。例如海權國家一向主張的開放海洋,也就是公海自由制度,隨著荷蘭、英國與美國相繼成為國際海上強權,這種體制都被這些國家所遵奉,但如果中國在某些海域不承認其他國家擁有自由行使的權利,非得引入歷史權利而成為中國所獨享,這便是美國作為既有的海上強權對未來中國忌憚之處,也是美國積極要求中國進入並遵守目前國際社會法律體系。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2013年至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或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及未來可能達成的《南海行為準則》等,中國遵守與否,都將是美國及東南亞國家測試崛起後的中國,是否會繼續遵守現行國際法或海洋法的試金石。因此,當外界懷疑中國正試圖形塑所謂的「中華法體系」時,各國須面對的是對國際法治的衝突。如果說中國可以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體系也不足為奇了,而「朝貢體系」正巧為此而服務,這種深植於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究竟有沒有辦法改變?作者當然也不好說。

無論是2013年至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或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及未來可能達成的《南海行為準則》等,中國遵守與否,都將是美國及東南亞國家測試崛起後的中國,是否會繼續遵守現行國際法或海洋法的試金石。(REUTERS)

作者在本書結論中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的建議是:「美國應該沉著、冷靜地承擔這些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幾乎沒有盟國的國家,而美國卻擁有遍布全球正式的同盟關係網絡,更有一套以參與、開放、民主和人權為基礎的基本價值,對世界各地的人─通常也包括不友好的國家或甚至敵人的公民─構成極大的吸引力。」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朝貢體系」的觀念早已深植於中國民心,唯有透過教育及政治文化的轉變才能改變,但在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嚴格思想管控下,改變的可能性趨近於零,而中國所謂的知識份子也在黨國利益下,大多數成為政治服務的對象。

在這種悲觀的環境下,作者的建議的確為身處中美政治板塊交集的台灣,打了一支強心劑;換言之,以價值體系維持同盟關係,進一步應對中國的崛起,或許是目前有效的方式。台灣受到來自中國的政治與軍事威脅從未間斷,因為經貿上的聯繫過於緊密,受到來自中國經濟壓力也常成為民主選舉過程中的威脅。但台灣自脫離威權獨裁政體以來,民主、人權與自由早已成為台灣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台灣的民主經驗與成就舉世皆知,融入國際社會並遵守國際規範,也成為台灣自我要求的目標,民主價值更是與美國等民主國家結盟的重要基礎;誠如美國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所說:「我了解他們(指中國)的做法,假如他們知道我成為總統,他們就必須遵守規則。」這種要中國守國際規則,是國際社會多數成員國的目標,也是目前的共識。唯有中國往此方向前進,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兩岸之間的糾紛,才能成為可能。而這正揭示了中國不再以「朝貢體系」輸出威權體制為「己任」,中國民主化雖然路途遙遠,但卻是亞太甚至全球和平的重要基石。

這本書對有意深入了解中國崛起的背景因素,可從歷史脈絡中找尋到想要的答案,對於中國長期面對的重要對手東北亞的日本以及東南亞的越南,作者點出了中國在數百年來東亞權力競爭史上的角色。在戰略優先選擇上,中國向南海海域發展並強硬地進行主權主張,這一切看似寫好的劇本,等待著讀者在傅好文書中仔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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