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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超A評論》平成的告別與世代的變異:從「葬禮」到「送行者」管窺日本社會變遷

《喪禮》一片的主角所面臨是戰後嬰兒潮,也就是團塊世代的家庭結構,儘管生活型態已經以都會內小家庭為主,但鄉間仍有戰前出生為數龐大的父母親族,同時團塊世代強烈地追求社會規範的齊一性,喪葬儀式也反應這樣的社會現實。而《送行者》的時代背景已經是日本長期少子化、家庭日益解組,同時戰後團塊世代開始退休甚至離開世間的時代。不僅男主角出身自單親家庭,鄉間家庭規模也已經大幅縮小,而社區也日益以老人為主。在家庭與社區結構日益簡單情況下,喪葬儀式反而更聚焦在生者對亡者的情感與追思,也更容易提煉出對生死的關照,觸動更深刻的共鳴。《送行者》一片在日本內外的廣大迴響,無疑是這個社會變遷中重要的產物。

鄭力軒/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隨著平成年代畫下句點,日本內外也頻繁回顧平成時代日本政治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整體而言,相對於昭和後期日本第一的風潮,平成時代則始終與不況或者是失落連結在一起。這樣的看法反應了產業金融領域的現象,但在影視產業,特別在電影上,平成時期卻有相當有趣的發展。

日本電影在電影藝術中向來有一席之地,黑澤明的《羅生門》與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等都是影史中的超級經典,在坎城與威尼斯等注重藝術價值的電影獎項上日本電影也是常勝軍。然而在英語世界的大眾電影市場上,日本電影與日本題材卻是要到平成時代才有更長足的發展。宮崎駿的動畫從1994年《魔法公主》開始進軍北美市場,並在2002年以《神隱少女》一片在票房上有真正斬獲,並奪得美國影藝學院最佳動畫獎。而日本深受怪談傳統啟迪的恐怖片,也在這個時期對美國觀眾產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好萊塢破天荒地翻拍了《七夜怪談》與《咒怨》等日本熱門恐怖電影,不僅票房相當成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英語世界類型電影的走向。

而在歷史題材上,以好萊塢明星演出以日本歷史為背景的最後武士等片,也在票房中有相當的展現。相當於昭和時代完全的異國情調或是強調日本企業征服世界的電影類型,可以說平成時代,更多樣的日本作品和題材進入英語主流影視工業。然而在這些作品中,真正以日本當代社會樣態為主題的並不多見,而以喪葬文化為中心的《送行者》(おくりびと)是少數例外,甚至被廣泛視為日本獨特文化的代表。而這部片和更早同主題電影的對照,也提供了管窺日本社會變遷的重要角度。

《送行者》一片描述由本木雅弘所飾演的大提琴家,在背負購買名琴的龐大債務下,因樂團解散而失業,只好帶著廣末涼子所飾演的妻子返回鄉下。後因求職不順、因緣際會下進入殯葬業,學習成為一位處理亡者遺體入殮的納棺師。片中山崎努所飾演的葬儀社老闆以豁達優雅的生命態度,引領主角逐漸體認的這份工作背後的莊嚴,謹慎而優雅地將亡者最好一面留在遺族親友的記憶中,但喪葬工作傳統的污名仍使妻子與地方同學均表達出高度的不諒解。直到友人家屬母親亡故之後,隆重儀式終於得到妻子以及鄰居的認可,全片以面對自己幼年時拋妻棄子的父親遺體告終。

本木雅弘(右)飾演的大提琴家,因求職不順、因緣際會下進入殯葬業,學習成為一位處理亡者遺體入殮的納棺師。片中山崎努(左)所飾演的葬儀社老闆以豁達優雅的生命態度,引領主角逐漸體認的這份工作背後的莊嚴,謹慎而優雅地將亡者最好一面留在遺族親友的記憶中。(映画.com)

片中所流露對生死深厚的思考,入棺程序中對亡者的細緻與敬重,讓此片在日本國內票房上獲得極大的成功,也獲得海內外很高的評價;本片不僅在2008年得到日本金像獎九項大獎,更是也在同年奪得半世紀以來日本第一座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在國際影壇受到廣泛注目。

很多海外電影評論者把《送行者》一片視為日本喪葬文化的一個代表。毫無疑問的,《送行者》一片的確呈現出日本文化中對於生死深厚思考的一面。然而有趣的是,就在《送行者》發行前25年,日本另一部同樣以喪葬儀式為主題並得到重要關注的電影,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喪禮景象。比較兩部經典電影中所呈現喪禮的差異,可以觀察昭和晚期至今日本社會的變化以及文化意識的不同面向。

已故大導演伊丹十三在1984年所出品的首部電影—《喪禮》(お葬式),引起日本影壇相當廣泛的矚目。除了同樣處理喪葬主題外,這部片與送行者有許多微妙的關聯;兩部片同樣奪得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獎,同時喪禮一片男主角就是《送行者》一片中飾演豁達的葬儀社老闆的山崎努。

已故大導演伊丹十三在1984年所出品的首部電影—《喪禮》,引起日本影壇相當廣泛的矚目。除了同樣處理喪葬主題外,這部片與送行者有許多微妙的關聯。(圖:取自推特)

《喪禮》一片的劇情相當簡單,描述的是山崎努與宮本信子所飾演的一對演藝界的夫妻,忽然接到妻子父親的死訊而必須趕回鄉下治喪。全片以喜劇的方式呈現幾天喪禮的荒謬種種。相較於《送行者》片中喪禮追思亡者為基調的簡單莊嚴,《喪禮》一片中所呈現的則是各種形式主義的荒謬。由於主角夫妻久居都會,對鄉間喪葬禮俗早已陌生,卻又必須正確回應以避免失禮,一方面必須透過觀看教學錄影帶來學習甚至記憶極為繁複的各種應對的措辭,另一方面眾多不斷出現的親友的也不斷影響儀式安排,而不斷產生各種意料外的枝節。在這過程中對亡者的情感與追思被手忙腳亂的繁瑣儀式所壓抑。直到最後才回到了生者對亡者的思念而結束。

相隔25年兩部作品所呈現喪禮的差異,一部分當然反應了導演的風格,另一方面也反應了日本社會的長期變遷。

《喪禮》一片導演伊丹十三短暫而絢爛的導演生涯中,最擅長處理的就是泡沫經濟時代日本社會的浮華虛榮,這部電影可以說是這種風格的濫觴。然而另一方面,《喪禮》一片的主角所面臨是戰後嬰兒潮,也就是團塊世代的家庭結構,儘管生活型態已經以都會內小家庭為主,但鄉間仍有戰前出生為數龐大的父母親族,同時團塊世代強烈地追求社會規範的齊一性,喪葬儀式也反應這樣的社會現實。而《送行者》的時代背景已經是日本長期少子化、家庭日益解組,同時戰後團塊世代開始退休甚至離開世間的時代。不僅男主角出身自單親家庭,鄉間家庭規模也已經大幅縮小,而社區也日益以老人為主。在家庭與社區結構日益簡單情況下,喪葬儀式反而更聚焦在生者對亡者的情感與追思,也更容易提煉出對生死的關照,觸動更深刻的共鳴。《送行者》一片在日本內外的廣大迴響,無疑是這個社會變遷中重要的產物。

《喪禮》一片描述的是山崎努(左)與宮本信子(右)所飾演的一對演藝界的夫妻,忽然接到妻子父親的死訊而必須趕回鄉下治喪。全片以喜劇的方式呈現幾天喪禮的荒謬種種。(圖:網路)

在台灣脈絡中,《送行者》一片具有相當特殊的影響。除了成功的票房以及普遍的好評外,這部電影甚至引發了喪葬儀式新的實踐與形象。台灣傳統喪葬儀式的實踐,比較類似喪禮一片中所呈現的景象,繁雜且家屬幾乎無人弄得清楚的儀式,龐大親族的複雜影響等等。晚近特別是公司化的業者,不僅愛用久石讓所作《送行者》主題曲作為標準配樂,禮儀師舉止以及入殮程序也更趨細緻。這些變化當然有其內在變化動力,但在流行文化影響下文化意義與形象的重塑也是個不容忽視的力量。日本這兩部電影的對照,也提供了台灣社會變化有趣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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