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故事》「我們為什麼要上學?」──近代學校出現後的臺灣社會

1898 年,臺灣的初等教育制度以公學校為主逐漸開展。最初,臺灣人對近代學校有所誤會,例如位於臺北的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為了展現學習成效,將體育課程移到龍山寺寺前廣場,導致初次見到近代體育課程的學生家長誤解,以為上學讀書是要將學生訓練成軍人,而引發議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謝仕淵

近代學校的出現

1896 年,臺灣總督府派遣木下邦昌,前來臺灣北部調查民間的書房教育與總督府設置的國語傳習所,他對於書房無秩序、教學方式落後、採光通風不佳、污穢不衛生等狀況,印象相當深刻。

曾在書房就讀的張深切,回憶在書房就讀時的情景:「學塾的設備很簡陋,連老師的床也設置在教室。念到天黑,瞧不見了,才算下課。上課沒有時間表,常常藉上廁所之名,到外面玩,玩得流連忘返。」

相對來說,木下認為,根據功課表上課、運用各種教具教材、重視紀律的國語傳習所,可以作為臺灣傳統書房的模範。

日治時期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館藏號2001.0081.041)

1898 年,臺灣的初等教育制度以公學校為主逐漸開展。最初,臺灣人對近代學校有所誤會,例如位於臺北的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為了展現學習成效,將體育課程移到龍山寺寺前廣場,導致初次見到近代體育課程的學生家長誤解,以為上學讀書是要將學生訓練成軍人,而引發議論。

然而,撇除這些零星狀況,不可否認,近代學校帶來了文明新知與多樣化課程;讀書進而被視為「成為文明人」的重要管道,是出人頭地的重要關鍵。對於學生而言,學校則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楊肇嘉就曾在回憶錄中說:「學校是兒童們的樂園。」

日治時期臺中公學校操場師生做體操之留影(館藏號2009.008.0001.009)

因此,近百年前,即便一所學校的設立,經費需要地方各界籌款,臺灣人仍然表現出對於辦學的熱烈渴望。

國民的誕生

一般來說,服兵役、納稅與受教育是國民的三大義務,接受教育與塑造國民、國家認同息息相關。

日治初期,即要求學生必須熟讀忠君思想的教育敕語漢譯本,並了解其要義,就是為了告訴學生:如何做好一位忠臣良民。戰前與戰後,一門國語課,一為日文,一為中文,其差異不僅在語言,更在於課程中傳遞的國家認同觀念。我們所熟讀的那些古聖先賢、教忠教孝事蹟,亦是經由學校傳遞,最終構成國民基本德性的重要基礎。

又或者,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的地理教科書中,第一次看見臺灣地圖,從而知曉自己住在一個狀似番薯的島嶼中。

我們經由各種途徑,或在思想概念,或在圖像的學習與辨別中,想像臺灣為一個共同體,也多半是上學讀書受教育所發揮的作用。

國民的誕生,並不分男女,同時也及於對身體的動員。因此,1905 年曾有項調查詢問臺灣女學生「為何要纏足」,當時眾人皆回以纏足乃為了「美觀」。日本殖民者於是在學校教育中,加強「賢妻良母」的觀念,說明纏足女性難產比例較高,甚至強調只有女性也投入生產,國家才得以富強。

日治時期《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第十回卒業紀念帖》,女學生排球課留影。(館藏號2013.016.0003.029)

不分男女、沒有明顯排他性的初等學校教育,構成社會共識的基礎,讓原本具有自我個性的不同的「我」,成為了具有共同感的「我們」。學校,是培養國民最重要的機制。

讀書出頭天:學歷社會

近代教育的發展,亦步亦趨於百年來的殖產興業路途,於是普通科學知識課程,例如:數學、生物、物理與化學等科目,以及從初等學校階段就有的手工、農業與其他實業課程,都成為學校課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教育的普及,讓學歷成為衡量能力的重要指標。1930 年代「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成為常見的就業基本條件,一個農村子弟想要脫農,若能取得公學校高等科學歷,便能獲得更多的機會;而令人稱羨的醫生職業,則須經由專門教育訓練才能取得。

以學歷衡量能力的學歷社會,於焉形成。

日治時期《嘉女第十三回卒業寫真紀念冊》,女學生理科課程留影。(館藏號2010.006.0631.021)

讀書,也確實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早期臺灣常有出身貧困的學子,因為從考試制度中脫穎而出,進一步習得專業能力,而能獲得改善家境、改變人生的機會。

1920 年代,臺南港公學校便有位以學科成績滿分、全班第一名畢業的學生──郭安邦。學籍資料中記載,他的父親是位苦力頭、家庭環境被評為中貧,五年級學校調查畢業志願時,郭安邦表示「將來希望成為店員」,顯然對於貧苦之家而言,公學校畢業後必須立即投入工作,幫助家計。

但在畢業後的調查中,他並未就業,而成為了臺南二中的學生。他在二中畢業後,考取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於 1938 年畢業成為醫生,並在嘉義開業擔任婦產科醫師。一路以來,他靠著專業學歷,擺脫貧困家世、闖出新的未來。

不過,努力脫貧的人生,最終也不敵時局的捉弄。

1944 年 12 月,戰爭局勢緊張,31 歲的郭安邦留下幾封短信後,與來自臺灣各地的醫師、醫務助手與工作人員,搭著醫療救援船神靖丸從高雄港啟航,準備前往印尼戰場進行救援。隔年 1 月 12 日,神靖丸航至越南西貢聖雀岬海域時,不幸遭追擊的美軍空襲轟炸沉船,郭安邦也因此殉難。

他留下的那幾封信中,依舊交待妻子要培養小孩當醫生。

為什麼要上學?

不只是醫生,像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被人羨慕的職業,都須經由一段學習歷程,通過考試驗證,確認專業能力,也由此而開啟許多契機,提供了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

然而,考試始終不是件容易的事,從小考、月考、段考到升學考試,密集測驗加上體罰,以高壓方式,意圖讓學生成為考場常勝軍。從日治時期開始,臺灣的學生除了教科書外,就必須閱讀大量參考書,甚至透過補習加強課業。

日治時期《算術新參考書》(館藏號2013.013.0019)

學校也是個管理紀律嚴明的場域,學生被制約在課表所規範的時間裡,道德準則、行為規範都有一套規定要遵守,因此有人說,學校宛如一座牢籠。

那麼,為什麼要上學?

國家基於許多理由,要人民受教育,但晚近幾十年,也有許多人基於各種理由,選擇不就讀一般學校。「為什麼要上學?」應該是個要不斷辯論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讓學校不輕易成為強加意識型態的場域。

如同你、我這般的人,或許都曾想過不去上學,但也都曾在畢業若干年後,想著回去母校看看。事實上,上學的經驗,有快樂、有痛苦,卻因為時間,那段往事都成了令人懷念的記憶,共患難的同學更成為一輩子的知己。


本文收錄於《觀‧臺灣》39 期「不想上學:校園青春物語」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X觀台灣 「我們為什麼要上學?」──近代學校出現後的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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