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無法搬遷的築地市場
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實體魚市場以及日本飲食文化的重要象徵，築地魚市場在日本內外都有廣大的粉絲。對這些粉絲而言，今年原本是一個充滿懷舊與感傷的年份。由於既有的築地市場空間和設備不敷使用，東京都政府於2004年決定將漁業批發市場於今年遷移到在豐洲所興建的新市場。日本內外的媒體紛紛製作築地最後巡禮的節目。然而，這個感人告別的氛圍卻在最近被豐洲市場所爆發的醜聞所打斷。
由於市場預定地過去屬於東京瓦斯公司，產生地下水及土壤污染的疑慮，原本一開始明確決議要以覆土的方式解決可能的汙染問題。今年七月底甫以高票當選東京都史上第一位女性知事的小池百合子，上任後沒多久發現東京都政府最後並沒有如起初計畫施作覆土工程，產生了嚴重地下水及土壤污染的疑慮。因此，小池宣布無限期延後搬遷時間等待汙染檢測的結果，同時也在都政府調查這個重大醜聞的責任歸屬。
築地市場鳥瞰圖。（By Chris 73 / Wikimedia）
耐人尋味的是，在9月30日初步說明行政調查結果的記者會上，小池指出無法清楚地判斷究竟是誰做了取消覆土工程的決定。這並非意味著缺少過程相關文件或會議記錄；相反的是，整個覆土工程是在一個一個不同階段中，在集體的氛圍中逐步地走向取消的結果（それぞれの段階で流れの中、空気の中で進んでいった）。因此，雖然可以從各項會議紀錄中還原出取消覆土工程的詳細過程，卻找不到任何一個個人或會議明確地決議取消覆土工程，更遑論負起責任了。
小池嚴厲指責過去體制在治理以及責任感的欠缺，把矛頭指向缺少責任感以及順著「空氣」行事的體系，而矢言改革東京都廳內部的管理體制。豐洲市場醜聞究會如何落幕如仍有待觀察，但小池對東京都政無責任體系的指謫，是一個戰後以來對日本社會各領域問題不斷出現的診斷。對無責任體系的討論，是一個了解現代日本各領域體系性的問題，以及日本人如何看待自身體系性問題的重要窗口。
無責任體系與軍國主義
戰後初期對日本無責任體系最重要的討論，來自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對軍國主義的診斷1。丸山並不願意將戰爭責任的追究侷限在少數高級軍官的野心，而是希望進一步指出日本社會文化中的結構與成分，如何帶來了這場對外造成重大浩劫，對內也幾乎毀滅整個國家的戰爭。而他所提出的著名答案便是日本上下構成了一個沒人依據自己的權限與主體性做出重大決策、更沒人承擔責任的無責任體系。
小池嚴厲指責過去體制在治理以及責任感的欠缺，把矛頭指向缺少責任感以及順著「空氣」行事的體系，而矢言改革東京都廳內部的管理體制。圖為8月16日小池視察築地市場。（圖：朝日新聞中文網）
丸山認為，相較於德國對外侵略戰爭中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發動機構、戰略評估與決策過程，日本的對外侵略過程卻相當模糊。這個模糊性不僅來自於日本內閣的頻繁更迭（東京審判所追訴的戰爭期間前後共歷經十三個首相、十九個陸軍大臣、十五個海軍大臣），更來自於缺少明確由上而下的戰略形成過程。許多關鍵的事件常常是在下級擅自行動造成既定局勢後，整個體系的有權者默許然後跟著局勢走。
在東京審判的過程中，日本所有受審高級軍官幾乎都表示，沒有主動發動有系統對外戰爭的企圖；戰爭的發動是順著時勢、缺少計畫性的共同謀議。丸山認為這其中固然有規避責任的辯護策略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顯示出日本體制的根本問題。一旦形成某種時勢，體系中的大小成員不管對決策有甚麼看法，都缺少根據主體性在自己的權限內做出逆於時勢的判斷與決策。這個順著時勢、集體氛圍走的傾向，最終卻形成一個無人決策無人承擔、隨波逐流的無責任體系。
停滯的二十年與無責任體系
丸山的診斷提供了一個連結日本社會文化與軍事侵略的重要分析。這個診斷雖然一直被視為對日本二戰戰爭責任最深刻的反思，但隨著日本進入高速成長期而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權後，對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關注焦點也轉向日本成功的因素。然而在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日本陷入長期停滯之後，各界開始反思日本經濟體系的結構性問題，丸山真男針對日本軍國主義所點出的無責任體系現象，重新成為一些研究者分析日本經濟體系結構性問題的重要參考。出身記者的學者奧村宏即沿用丸山無責任體系的概念，指出日本構成了一個缺少責任承擔的無責任資本主義。
奧村宏認為，日本戰後經濟體系可以稱為「法人資本主義」，比較通俗的說法就是「會社主義」。日本的會社主義是一個股東幾乎不存在的有趣制度。首先，董事會（成員幾乎都是由內部經理所晉升，也就是說董事會幾乎變成升遷的一個階段，而不是股東的代表。另一方面，日本的企業之間高度交叉持股，以保護各家的經營權。在政商關係上，則是透過官僚與企業的非正式人脈促成公私部門的合作2。
在東京審判的過程中，日本所有受審高級軍官幾乎都表示，沒有主動發動有系統對外戰爭的企圖；戰爭的發動是順著時勢、缺少計畫性的共同謀議。丸山認為這其中固然有規避責任的辯護策略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顯示出日本體制的根本問題。（http://www.japantimes.co.jp/）
這個體系在追趕歐美發展時運作良好，然而一旦企業與國家成長開始趨緩，必須面臨更為艱難的決策時，這個體制的問題就迅速浮現。奧村宏認為，法人資本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無人負責。企業的股東是其他企業，而經理人之間則是提攜關係強烈的前後輩，而負監督責任的官僚以及理應受監督的企業，也因為綿密的網絡關係而產生互相掩護的關係。如同二戰之前日本的政治與軍事體系般，日本企業與政府也形成了一個無責任體系，無人承擔重大決策失誤的責任，也無人承擔扭轉局面的責任。因此，許多企業的董事放任虧損持續擴大而遲遲無法展開重組的決斷，財金官員不斷拖延必要的金融重整措施，日本研發機構遲遲無法扭轉缺少效益的研發方向，都反應了無人無責任體系的深層問題。
擺脫不了的無責任體系?
平心而論，有權者不願意負責任可以說是普世現象，並不為日本所獨有。導致日本當代經濟停滯的因素很多，也不能完全歸咎於無責任體系。然而不可否認的，日本近年的大小危機，不管是東京電力對福島核能危機荒腔走板的處理、政府對赤字擴張的束手無策、乃至夏普等百年企業所呈現的問題，都可以看出丸山真男所指出無責任體系的影子，最近豐洲市場的醜聞也只是另一個例子。日本矢言打破無責任體系的各界領袖不少，然而能否成功還是要回到無責任體系背後包括社會心理、文化制度等因素。同樣苦於政治經濟體系失靈的台灣，或許也可以從日本的經驗裡得到一些參考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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