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開講》南向不是是非題 :外交與兩岸政策的關係才是關鍵申論題

◎ 陳世倫

隨著小英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的辯論逐漸開展與進入實質政策內容彙整,針對新南向政策與舊南向政策的關係與異同、新南向的必要性逐漸有重回辯論的核心。然而,筆者個人做為前政府南向政策的「政策寶寶」著實感觸良多。

筆者本人的教育、學習軌跡與當前的職業生涯選擇,活脫就是舊南政策的產物之一,因此筆者常開玩笑地說我就是個南向政策寶寶,因為南向政策的機緣,從2000年以來開啟了個人柬埔寨研究的興趣與生涯,也因為台灣的東南亞研究背景,開啟了留美14年區域研究、語言學習、國別研究的苦情留學生活,從上世紀末期開始迄今十六年,目擊、旁觀或參與了台灣東南亞研究與機構的起落變遷與滄海桑田,如果說,有什麼我從這樣拐了一大圈的人生和整個「南向政策圈變遷」學習到的,那就是「謹慎樂觀的」看待這些區域政策的擬定、預算安排、資源分配。

當然這不是說我就一昧「謹慎樂觀」的支援新南向的各項內容,或是「樂觀謹慎」的為新南向的必要性辯證,相反地,我關心的是更根本政策的功能與定位,換句話來說,我想問的問題是:

「我們需要一個新南向政策嗎?為什麼?」

不論是新舊南向政策的內容也好或是差異也好,一個中國政策現實下的台灣外交、僑務處境,「只能設有代表處的外交模式不代表我們沒有外交政策」。

從扁政府開始歷經馬政府的16年間,兩個體制的施政重心基本上都是以兩岸關係為核心,不論是外交、僑務、內政、教育、經濟等相關政策,基本上都擺脫不了兩岸關係的限制和思維。這樣的處境下,扁政府以主動、積極的外交與僑務政策作為衝擊兩岸關係的方法與手段,而馬政府則一反扁政府的方式,以消極、被動的外交與僑務政策替穩定的兩岸關係服務,撇開兩個模式的優勝劣敗、成果好壞,再確定南向新政的內容與細節前,也許我們該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

「究竟台灣的外交和兩岸政策該呈現怎樣的關係?」這也許才是我們訂定一個宏大的外交戰略前該回答的問題。

因此,南向新政當然不應該如一家所言的全然放棄南向而轉內向!外交戰略不應該是投資報酬率和財務報表的評估,這樣的商業邏輯也許對台灣的財經發展和短線政策操作也許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卻不符合「時不我予的發展現實」,台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已經流失了資本、技術、人才、流通和市場前景的相對競爭優勢,說白了,新南向也沒有舊南向的本錢和本事了,還夜郎自大的自以為台灣還能像當年一樣在產(慘)業、投(偷)資與招商(傷)上與中、韓、越、印平行競爭,那就還活在台灣是四小龍、台灣錢淹腳目的「想當年」裡。

台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已經流失了資本、技術、人才、流通和市場前景的相對競爭優勢,說白了,新南向也沒有舊南向的本錢和本事。(www.kemlu.go.id/)

醒醒吧!更何況 轉內向的前提還是在得仰賴解決兩岸問題和產業發展,再說,訂定外交戰略不代表忽略內部問題,我就不相信這時代還有人能說我就整天關在家裡、完全不對外聯繫也能賺大錢的,這種封閉的島民心態實在萬不可取。

南向新政也不應該如諸位國內大學機構和學術先進所主張、關切的一樣,應該把焦點完全放在回應台灣當前大學少子危機的教育產業與人才培育上。

台灣高校面臨的少子化問題其實就是歷史共業,是一個無可迴避,卻也不得不面對的結構調整,關於少子化和教育改革的論述已經百家齊放,在此就毋需贅言,然而,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應該是「外化台灣當前教育市場供需失衡的問題真能解決問題?」

因此,筆者以為把南向新政定位在國際事務人才培育必須正視兩個根本的問題:

第一個橫向的區域政治比較與競爭的生員輸入(In-coming)問題。

美國的YSEALI其實只是其行之有年的「親美菁英培植(Pro-American Elite Seeding)的地域專項(Geo focusing)」,一如美國冷戰以來的傅爾布萊特項目、艾森豪獎金、國務院東西方研究中心獎學金或Mc Nair獎學金一樣,主旨在於透過美國的生活與教育經驗養培養親美、知美、或美國政府可以「親近」的政經社菁英。

這與歐美、亞太近年來大量增加的赴中國留學的趨勢一樣,前提是中美兩國的軟硬實力提升、就業前景與生涯發展機會的個人理性決策。明白的說,如果說美國吸引人的是民主自由、個人自我實踐的美國夢,中國吸引人的是經濟起飛、發財致富的中國夢,那我們吸引別人的台灣夢是什麼?慘業發展?22K? 還是最美的就是人親土親的人情味?還是我們講禮貌文明、愛排隊的小確幸?(為啥不去對岸賺人民幣、來這岸度假就夠了?!)

因此,如果將類似的短期項目或教育策略視為新南向的一個重心,其短期成果能滿足的只有充滿裁員危機與生員不足問題的大學院校(好讓更多的流浪青年教授被剝削?);中期來看,人才的培養完成後的就業銜接與智慧流動(brain drain)更是問題,如果說,我們不能留住自己的孩子往中國尋求更好的生涯與機會,我們憑什麼阻止這些東南亞、南亞人才受教完後直接西飛去賺人民幣?(如果台灣的學位還能用的話?)

美國的YSEALI其實只是其行之有年的「親美菁英培植的地域專項」,旨在透過美國的生活與教育經驗養培養親美、知美、或美國政府可以「親近」的政經社菁英。(nld.com.vn)

若就長期來說,南向與兩岸政策的延續也隨著任期與選舉的需要而無法長期規劃,一如陸生開放後迄今的處境一樣,難道又只是曇花一現、不顧後果來「短期爽一下」,好拿就業率和就學率當選舉本?那還不如把現金拿來獎勵早婚、早育和嬰幼兒福利,實質解決少子化、晚婚晚育的問題,補貼帶薪育嬰假延伸到新婚夫妻的國內蜜月度假旅遊以鼓勵受孕、生育算了!

第二個縱向的台灣社會結構引發的人才外流(out-going)問題。

新移民與移民二代的文化教育與外語的訓練本來就是台灣長期缺乏關注的政策貧區,不論南向新政的戰略需求與定位如何,都是一個不能放手、也不能忽視的弱(新)勢(興)群(票)體(倉),但是,如果誤將青年就業需求與教育市場的危機結合在一起,就只能變成一系列短線操作的年度項目,說白了就是變相的花大筆公帑、以海外實習的名義讓年輕人出國短期遊歷,這個好處是讓原本弱勢、缺乏資源的偏遠學生、教育對象,也可以同樣有機會出國實習、增加就業競爭力。

但是,這樣短期的遊學卻無法、也不可能培養國別專家與語言專才,只能培養出一些半吊子、自以為是國別專家的業餘導遊、電視名嘴、旅遊作家,真的能對台灣社會的多元化、國際事務、產業發展有所助益?

而類似美國和平軍(Peace Corps)以海外義工形式、多年蹲點的語言、醫療、社區服務、文化教育形式的長期援助項目,能被多少家庭與青年接受?如果連保家衛國、服兵役的義務都左閃右躲,真的接受到沒水、沒電、沒網路的柬埔寨農村去教三年中文?現實點,想想看我們目前每年有多少青年學子願意參與國合會的海外志工項目?1996-2016, 20年664人分赴38個友邦及友好國家,新南向能增加多少號召力? 而所需要的青年長期(一年以上)深耕、自願在異國他鄉的偏遠地區服務這樣的義舉,顯然與當前青年就業、生涯規劃的需求不符,更難與「育才」畫上等號。

類似美國和平軍以海外義工形式、多年蹲點的語言、醫療、社區服務、文化教育形式的長期援助項目,能被多少家庭與青年接受?(www.oneworld365.org)

也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許我離家多年已經對我們大學入學率超過百分之百的大學生缺乏理解,也或許我離青春已遠,已經成為了當年我最鄙視的「理想已死還髮禿齒搖的庸碌中年大叔」,但是有多少捧著手機追Pokeman的台灣哥倫布能用勇氣、放下手機網路幾年、遠地壯行經營創業的說服我?

總結來說,台灣不可能沒有外交政策,更不應該沒有僑務政策(但小英政府有僑務政策嗎?),兩者間關係又是另外一個極需論述的新問題,但是現在的辯證應該不是南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當前許多討論已經直接進入政策內容和範圍的實質探討,但是這樣的討論卻是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利害關係,最終還是變成不同產業、機構、派系、樁腳與利益團體間的競租(rent seeking)與搭政策便車(free riding),當前應該思考、梳理的根本命題應該是「小英政府外交戰略和兩岸政策間的根本關係」,理清了自然能從上而下的確定政策主軸、範圍、目標、成果評鑑標準,也唯有確保所有項目有一致的方向和目標才能進一步達成綜效。

因此,根本的當務之急在於定位南向政策的位階與功能,更重要的是,南向新政作為小英政府外交政策的新主軸,其與兩岸政策究竟應該呈現什樣的關係:互補?對抗?聲東擊西?攻守相輔?空城計?東風計?亦或是其他任何的可能?

唯有清楚定義兩者間的關係以符合小英執政更宏大的戰略,然後清楚理解台灣當前內外處境的優勢、弱勢、機會與威脅,再加上彙整、明確定義各方的不同需求 (工商產業、資本結構、教育、旅外僑民/區、新住民社群、青年就業與多邊國際關係),方才能不重蹈舊南向的覆轍。

(夏威夷大學博士/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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