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南方反思》農業補貼的沈痾

加入TPP似已成難以抵擋的趨勢,農業進口大門顯然得被迫全面開啟,屆時台灣農業將面臨來自全球各地農產品的競爭。此時此刻,我們還要繼續投入經費補貼、為台灣農業打嗎啡嗎?

張花冠

農業補貼如同止痛藥。當體質嬴弱的台灣農業已如同重症病人時,持續的農業補貼就好比不斷打嗎啡止痛針。病人的身體狀況只會愈加惡化,毫無痊癒的可能性。

台灣的農業出口曾有輝煌的光榮歲月。從清代的茶、樟腦貿易,日治時期的米糖經濟,直到戰後台灣的鳳梨、洋菇、蘆筍罐頭。農產曾是台灣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更是創造外匯收入的主力。不過,自1980年代起隨著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球,台灣的農業政策就逐漸失去方向。

當體質嬴弱的台灣農業已如同重症病人時,持續的農業補貼就好比不斷打嗎啡止痛針。病人的身體狀況只會愈加惡化,毫無痊癒的可能性。(資料照,記者林國賢攝)

1980年代美國開始運用各項法案,要求台灣逐步開放農產進口市場。而1988年時爆發的520事件,可說是台灣農業發展的轉捩點。至此開始,每當提及開放農產品進口議題時,執政當局莫不膽戰心驚、深怕農民反彈。此後上任的農委會主委余玉賢更提出「農業零成長」的概念,強調日後農業將不再以追求成長為目標。事隔近30年後再重新檢視「農業零成長」的政策目標,不得不指出的是,這無異於宣告台灣面對國際農業競爭,抱持不戰而敗、主動舉白旗的態度。

當主政者無心於農業發展時,同時得創造其合理化的說詞,因此,自1990年代起,農委會提出「三生」的概念,開始強調農業除了「生產」以外,同時具備「生活」與「生態」的功能。

之所以強調農業的生活與生態面向,就是為了掩飾農政單位無力提昇台灣農業生產水準、怯於迎擊國際競爭的窘態。因此,1995年時任農委會主委的孫明賢就寫道:

「面對國際經濟秩序重整的挑戰及國內經濟結構的轉型,農業除持續其穩定國計民生與維護社會安定的功能,對於文化傳承,生活方式及生態保育等方面之功能,亦日益突顯」

520事件是戰後台灣最大規模的農民抗爭運動,同時也是台灣農業發展的轉捩點。(1988年5月20日蔡文祥,攝數位島嶼)

雖說生活與生態面向固然重要,但當農業生產不振、農民收入無法增長時,我們又如何能留住農村青年、吸引人才投入農業呢?我們又如何期盼農民能為我們傳承農村文化、保護農村自然生態呢?換言之,生產顧到了,才會有好的生活與生態。而所謂的「三農」,需先有發展良好的「農業」,才會吸引「農民」,最後才能建構幸福的「農村」。發展有其階段,簡單的發展邏輯並不難理解,但在農政單位的刻意扭曲下,農民福利與補貼等議題逐漸成為農政的主角。

因此,自1990年代起,台灣的農業施政不斷在農民福利與保護等議題上不斷炒作。每當面對開放農產品進口議題時,農政單位從不肯徹底改善農業體質,反而思考設立農業損失與救濟基金等事宜。當政府開放稻米進口時,就以休耕補貼的方式,避免稻米生產過剩的問題。當菜價波動不已時,政府則進場收購,降低農民損失。而先前討論自經區議題時,農委會副主委甚至主動提出設立「農業損害基金」,試圖彌補農民可能遭逢的損失。久而久之,花錢成為解決農業問題最快速也是唯一的方法。彷彿只要透過補貼,台灣的農業問題就迎刃而解。更令人痛心的是,許多農民也習慣政府以補貼的方式,解決其農業困境,而不願提升其生產水準。

當政府開放稻米進口時,就以休耕補貼的方式,避免稻米生產過剩的問題。(資料照,記者洪美秀攝)

如今加入TPP似已成難以抵擋的趨勢,農業進口大門顯然得被迫全面開啟,屆時台灣農業將面臨來自全球各地農產品的競爭。此時此刻,我們還要繼續投入經費補貼、為台灣農業打嗎啡嗎?我們對於農業生產的規劃,還需停留在過去20年來錯誤的思考架構,進行一堆無效益的農業生產與農村再生計畫嗎?

農業沈痾,由來已久。我們需要的是全新的農業政策思考模式,能夠灌注台灣農業生產與外銷出口動力的計畫。如果還是優先考量政治選票,繼續在補貼的議題上打轉,台灣農業最後必然會走上滅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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