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花冠
農業補貼如同止痛藥。當體質嬴弱的台灣農業已如同重症病人時，持續的農業補貼就好比不斷打嗎啡止痛針。病人的身體狀況只會愈加惡化，毫無痊癒的可能性。
台灣的農業出口曾有輝煌的光榮歲月。從清代的茶、樟腦貿易，日治時期的米糖經濟，直到戰後台灣的鳳梨、洋菇、蘆筍罐頭。農產曾是台灣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更是創造外匯收入的主力。不過，自1980年代起隨著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球，台灣的農業政策就逐漸失去方向。
當體質嬴弱的台灣農業已如同重症病人時，持續的農業補貼就好比不斷打嗎啡止痛針。病人的身體狀況只會愈加惡化，毫無痊癒的可能性。（資料照，記者林國賢攝）
1980年代美國開始運用各項法案，要求台灣逐步開放農產進口市場。而1988年時爆發的520事件，可說是台灣農業發展的轉捩點。至此開始，每當提及開放農產品進口議題時，執政當局莫不膽戰心驚、深怕農民反彈。此後上任的農委會主委余玉賢更提出「農業零成長」的概念，強調日後農業將不再以追求成長為目標。事隔近30年後再重新檢視「農業零成長」的政策目標，不得不指出的是，這無異於宣告台灣面對國際農業競爭，抱持不戰而敗、主動舉白旗的態度。
當主政者無心於農業發展時，同時得創造其合理化的說詞，因此，自1990年代起，農委會提出「三生」的概念，開始強調農業除了「生產」以外，同時具備「生活」與「生態」的功能。
之所以強調農業的生活與生態面向，就是為了掩飾農政單位無力提昇台灣農業生產水準、怯於迎擊國際競爭的窘態。因此，1995年時任農委會主委的孫明賢就寫道：
「面對國際經濟秩序重整的挑戰及國內經濟結構的轉型，農業除持續其穩定國計民生與維護社會安定的功能，對於文化傳承，生活方式及生態保育等方面之功能，亦日益突顯」
520事件是戰後台灣最大規模的農民抗爭運動，同時也是台灣農業發展的轉捩點。（1988年5月20日蔡文祥，攝數位島嶼）
雖說生活與生態面向固然重要，但當農業生產不振、農民收入無法增長時，我們又如何能留住農村青年、吸引人才投入農業呢？我們又如何期盼農民能為我們傳承農村文化、保護農村自然生態呢？換言之，生產顧到了，才會有好的生活與生態。而所謂的「三農」，需先有發展良好的「農業」，才會吸引「農民」，最後才能建構幸福的「農村」。發展有其階段，簡單的發展邏輯並不難理解，但在農政單位的刻意扭曲下，農民福利與補貼等議題逐漸成為農政的主角。
因此，自1990年代起，台灣的農業施政不斷在農民福利與保護等議題上不斷炒作。每當面對開放農產品進口議題時，農政單位從不肯徹底改善農業體質，反而思考設立農業損失與救濟基金等事宜。當政府開放稻米進口時，就以休耕補貼的方式，避免稻米生產過剩的問題。當菜價波動不已時，政府則進場收購，降低農民損失。而先前討論自經區議題時，農委會副主委甚至主動提出設立「農業損害基金」，試圖彌補農民可能遭逢的損失。久而久之，花錢成為解決農業問題最快速也是唯一的方法。彷彿只要透過補貼，台灣的農業問題就迎刃而解。更令人痛心的是，許多農民也習慣政府以補貼的方式，解決其農業困境，而不願提升其生產水準。
當政府開放稻米進口時，就以休耕補貼的方式，避免稻米生產過剩的問題。（資料照，記者洪美秀攝）
如今加入TPP似已成難以抵擋的趨勢，農業進口大門顯然得被迫全面開啟，屆時台灣農業將面臨來自全球各地農產品的競爭。此時此刻，我們還要繼續投入經費補貼、為台灣農業打嗎啡嗎？我們對於農業生產的規劃，還需停留在過去20年來錯誤的思考架構，進行一堆無效益的農業生產與農村再生計畫嗎？
農業沈痾，由來已久。我們需要的是全新的農業政策思考模式，能夠灌注台灣農業生產與外銷出口動力的計畫。如果還是優先考量政治選票，繼續在補貼的議題上打轉，台灣農業最後必然會走上滅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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