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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從日本家永訴訟拆解課綱微調案法律爭議(上)

在東瀛,過去有位名叫「家永三郎」的史學教授,正因認其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被當時文部省給不當修理了一頓,進而提起一系列訴訟。這個舉動,掀起日本實務與學界,一股檢討「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課程綱要是否妥適」、「教育自由及受教權內容」的風潮。

法律白話文/王鼎棫

根據自由時報幾日前的報導:「不滿教育部長不出來面對(文按:課綱微調爭議),晚間四場座談會只見國教署,20多位中學生23日深夜11點半,帶梯子爬過教育部的合作社,用厚布翻越側門拒馬,闖進教育部前庭,並占領教育部部長室。」究竟是什麼樣的事情,讓莘莘學子(有些人可能會嗤之以鼻,謂之被煽動的屁孩),願意放棄暑假的快活,頂著對峙或與警方拉扯的濕熱,還有受制裁的風險,來做這樣的事?

學生衝進教育部,將延宕多時的課綱「微調」爭議,拉至另一新的緊繃局面。(記者廖振輝攝)

來來來,您來,所謂課綱微調爭議,有二種前情提要供參。
1、非常懶人包請至:【圖解新聞】看完搞懂反課綱吵什麼
2、精要分析請至:我們為何學歷史?── 教育史學格局、地理框架,與課綱的政治
用不精準的活動口號來說,就是「不想被洗腦」。

也許正是秉持「自己課綱自己救」的熱血,一群高中生就這樣殺了進去… (然後被上手銬…這又是另一個刑事問題了…)

固然,因「主權在民」,面對政府施政有任何不滿─不分年紀─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當然要正面迎擊,為自己更美好的生活來奮鬥。然而,為達成訴求,在街頭衝撞之餘,是不是還有其他途徑,可加利用?

亦即,在現代法治國家裡,為調整國家施政的錯誤,尚有「訴訟制度」可加進攻;尤配合法院判決「一垂定音」的拘束力,在欲令行政機關就範之際,實在無法忽視這類的手段。可惜目前,尚未能從媒體得見,相關教師或學生團體,有計畫針對課綱微調部份,提起訴訟,要求廢棄的消息。訴訟的提起需要醞釀,值得我們開始思考:課綱微調到底涉及哪些法律爭議?

惟台灣民主黨、台灣建國黨及台灣民族同盟等「社團」,已於6月向臺北地院聲請假處分。目前發展,因法官自事件性質以觀,認此應屬行政法院管轄,故將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記者羅沛德攝)

在東瀛,過去有位名叫「家永三郎(1913~2002)」的史學教授,正因認其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被當時文部省(相當我國教育部)給不當修理了一頓,進而提起一系列訴訟:1965年,因其日本史教科書未能通過舊文部省(相當我國教育部)的審定,遂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第一次訴訟)。

1967年,為要求撤銷審定不合格的處分,再度告上法庭(第二次訴訟)。1984年,再以另年度的教科書審定不當,訴請國家賠償(第三次訴訟)。經過一連串的開庭,至1997年8月第三次訴訟的終局確定判決宣判為止,總計耗費32年時光,作成10次的判決。

這個舉動,掀起日本實務與學界,一股檢討「教科書審定制度是否合憲」、「課程綱要是否妥適」、「教育自由及受教權內容」的風潮。這樣為了一個信念,力抗日本政府的過程,後世為以紀念,取其姓氏稱之「家永訴訟」。

新日本史的雛型,當時委託富山房出版,多次整理後乃正式作為教科書由三省堂出版。

猶如前述,這個系列案件的法律攻防,可提供我們拆解課綱法律爭議時,許多的參考方向。(篇幅有限,筆者將擇第二次訴訟下,東京地方法院昭和45年7月17日的判決,按其有相當豐富之論述,而受日本學界推崇;其亦以審判長為名,稱之「杉本判決」。)

以下,筆者將先介紹家永三郎其人,與讀者共同一窺他提起訴訟的內心世界。其次,簡述日本教科書檢定的歷背景,以便掌握全貌。再來,整理家永訴訟之杉本判決的事實、爭點及法律攻防。最後,作一總結。

家永訴訟之三郎其人

家永三郎先生1913年出生於名古屋,卻是在東京成長,可謂名副其實的東京小孩;從他的名字,可知他是家中的三子。1925年就讀國中一年級時,在就讀大學的哥哥書架上,發現日本憲法大師美濃部達吉的「憲法精要(憲法撮要)」,被其論理之清晰所深深吸引,除促成他早熟的性格外,更賦予他透過書中所述之「英國君主立憲制」,進而觀察日本天皇制的視野。事實上,家永先生與當時大部分日本人相同,對於天皇權威,仍深信不疑。

堅持為理念而戰的家永三郎先生。

時至高中(日本舊制),由於身體狀況不佳,且不擅數學,所以棄自然組轉攻社會組;又因考量將來生計問題,所以選擇專攻歷史。1931年,盧溝橋事變(日文稱之滿州事變)發生後,讓他自幼時所吸收懷抱的「國家至上」價值觀,整個翻轉過來。讓他知道,對當時日本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出在天皇制身上。為解決此一疑惑,其從朝永三十郎先生的「近代『我』的自覺史」中,獲得許多啟發─諸如應然為與實然之二分,開始一點一滴敲擊長期駕馭御家永先生的正統道德。

秉此精神,1933年他在文學部雜誌投稿一篇名為「國家哲學的根本問題」,點出日本作為國家,其應有姿態與現實之差距─國家行為有其界線,不應介入個人精神面。從此點,正可看出家永先生未來倡議的思想,在青春期業已成形。

影響家永先生甚深的「近代『我』的自覺史」

高中畢業後,家永先生進入東京帝大學文學部國史系,專攻日本思想史。家永先生在自傳中多以謙卑的口吻敘述自己成長過程,可若回顧其發展─30出頭便成為公立學校教授,35歲就獲得學士院恩賜賞(地位相當是我國科技部的最傑出研究人材獎勵),36歲即成為類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其傑出表現,無庸贅言。

後來,家永先生曾自敘撰寫「新日本史」的動機,其謂:

「戰前的歷史教科書是從神代的故事開始書寫,始終是些天皇、貴族、武將、大臣、軍人等偉人列傳。一般人民在社會的角色位置及日常生活的變遷等,身為國民應知曉祖國歷史的重要領域,幾乎沒有觸及。一想到我就是用這樣的教科書接受教育,造成對自身思想形成多大的扭曲。所以我想弄出一本是根據日本國憲法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的理念,內容是站在科學的研究成果的教科書,藉此來使背負日本將來的年輕世代的人們,在身上能有適當的日本史知識予以活用,這是我開始教科書執筆的根本動機。」

另外,在思想的實踐上,家永一直關心戰後日本司法界的動向,不時為文對司法案件進行批判,並屢次作為證人出庭,多次親身體驗審判過程。透過如此,身為歷史學家的他,看到法學與史學的結合之路,認為應該「將堅持推行反動文教政策的當權者,置於被告席上,反守為攻,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教育訴訟」。

這個念頭,也在家永先生心中埋下了一顆教科書訴訟的種子。

(下篇待續)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法律白話文PLM:從日本家永訴訟拆解課綱微調案法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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