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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民進黨》課綱微調、文言文與台灣意識

教育部將於八月推動新版課綱,其中歷史科與公民科部份,因為其程序問題與史觀問題遭到民間團體強烈反彈,並稱其為「黑箱課綱」,要求教育部應立即撤回黑箱課綱。「課綱」是完整的教科書編寫前所參考的「官方指導綱要」,在此前提下,「課綱」目的是為了國民教化、養成國民意識,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工具性並單一化的「統合性綱要」。

張安琪

課綱本質是國民意識鍊成的政治性條目

教育部將於八月推動新版課綱,其中歷史科與公民科部份,因為其程序問題與史觀問題遭到民間團體強烈反彈,並稱其為「黑箱課綱」,要求教育部應立即撤回黑箱課綱。「課綱」是完整的教科書編寫前所參考的「官方指導綱要」,本身即具有強烈的政策指導與教化心態;即便有不同的教科書出版商來編寫教科書,但其所依循者就是教育部所頒訂的課綱。回顧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教育內容,從國語、地理、歷史、公民等科目,都是建立在「包含中國的中華民國」的國體框架下來編纂;是作為中國近代政權的「中華民國」遷徙到台灣後,從上而下打造「近代國民國家」工程的一環。

在此前提下,「課綱」目的是為了國民教化、養成國民意識,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工具性並單一化的「統合性綱要」。因此,即便在80年代民主化、本土化浪潮後,所謂的「發現台灣」的本土化歷史內容逐漸修正中國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語文教育,但「國民鍊成」的政治教化意圖本質並未改變。甚至,即便是政黨輪替,本土色彩濃厚的政黨執政後,也依然著意的是「歷史詮釋」和「史觀詮釋」的爭奪。到頭來,台灣的語文教育依舊陷溺在「國族教育」中無法得到鬆綁。

「課綱」目的是為了國民教化、養成國民意識,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工具性並單一化的「統合性綱要」。(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降低文言文比例」與語文教育

由於課綱和台灣聯考制度是綁在一起的,如何讓教學為「國民國家教育」解套將牽動到教學、聯考的連動性制度問題;亦即,如果是「廢除課綱」,包括考試科目、考試範圍將必須整體性地重新思考、置換,甚至是高中整個「語文教育」都必須重新調整,以回應「新時代究竟需要怎樣的公民、歷史教育?」來做為問題意識,而不是只陷溺在「黑箱」、「中國史觀」等問題。

當代台灣所普遍使用的文體是「語體文」,以「我手寫我口」為原則。其文體轉換的發軔要回溯自日本時代,「台灣白話文」的書寫實踐逐漸出現在報紙、雜誌、文學創作中,或是總督府警察所用的「語學雜誌」中;但在殖民體制下,「台灣白話文」一直未成為教育現場用語,而只流通在少數知識份子的文藝創作或社會評論中。總括日本時代,書房教育雖然式微,但「漢文」一直以來仍在知識階層流通,並且其文體從「文言」逐漸分化出「語體文」的樣態。

但,戰後國民黨來台後,官方強力推動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國語教育」,配合著九年義務教育和官方所掌握的文化媒介所建構的「國語霸權」,使台灣的各族群母語被邊緣化、方言化;就連日本時代所遺留的「台灣白話文」也被調整為「中國白話文」,大體來說,「白話文普及」的實踐和完成就是在戰後九年國教下的產物。而「文言文(古文)」則成為台灣語文教育中,持續著發揮著教化國民為「文化中國人」的機能。因而,民間團體會有著「降低文言比例」之說,一方面是因為「古文」所傳遞著多半是儒家道德教條有利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一方面也因為「古文」和生活語文使用上、社會需求連結性不強的疑慮。

「文言文(古文)」則成為台灣語文教育中,持續著發揮著教化國民為「文化中國人」的機能。(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前近代的台灣史料多以文言文書寫

究竟,當代社會如何思考「古文」和「語文教育」的關係呢?確實,「古文」在生活實用性上不符合需求,而所謂的「文化教養」上也未必符合現代公民社會之所需。這是否意味著,「古文」成為高等教育的專業知識學科就好?前文所言及,所謂的「語體文」、「白話文」是日本時代所開始分化出來的新文體,而在戰後九年國教下得以完成,台灣人不只是語言被置換為「國語」,在書寫上也由文言、日文、台灣白話文被逐漸統合為「現代中文」的歷史進程。但在此前的語文狀態,必須回溯到從清代以來為了因應科舉制度的「儒學教育」,其特徵除了在意識形態傳遞了官方朱子學教條之外,在文體上就是「文言文」。因此,不管是清代台灣的文人所生產的文集,和遊宦所遺留的方志、詩文、遊記,以及官方的行政司法報告、奏摺等文獻,通通都是「文言文」寫成。

如17世紀郁永河來台所寫的《稗海紀遊》紀錄了台灣西部的自然風土、地理人文等內容,讓人掌握對清代台灣治理和風土情況;又如史九龍的《憶台雜記》考察了劉銘傳新政的推行實況,包括在財政、推行實況等紀錄,可大大破除當代「劉銘傳神話」的虛構性。又自1957-1972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印出版的《台灣文獻叢刊》,其收錄了一共309種、595冊,清代至日本時代所遺留的方志、雜記、文集、碑刻、行政司法報告、民間契約等文獻,對於理解清代台灣的社會內容、土地關係、地方治理、司法秩序、族群關係、農業開發等問題都一一紀錄。

究竟,當代社會如何思考「古文」和「語文教育」的關係呢?(資料照,記者胡清暉攝)

代結論

如果說,現代的公民民族主義之依憑,是由政治共同體的共同經驗和土地記憶堆疊而成;那麼,對歷史的理解和閱讀便是開啟「土地記憶」的重要法門,而文獻便是承載著社會內容、進而瞭解土地的最佳途徑。因此所謂的「文言文和語體文」之爭,在所謂「歷史意識」建構上只能是一種對抗(中國)性的文化政治論述。要重建台灣人對土地的認識,顯然「文體」不是真議題,重點是「視角」的選擇;亦即,我們要選取的不是儒家政治與道德教條,而是紮根於土地現實的文史紀錄。透過對這些承載台灣社會內容的文史材料的重新解讀,來一點一滴地凝聚我們的台灣知識和台灣意識根基;而不輕易地為政治動員、為虛構歷史所左右。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開放民進黨:張安琪 課綱微調、文言文與台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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