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恆達
經由新聞媒體披露之違反學術倫理事件，過去以抄襲、造假最為常見。近來之台大造假事件，則讓不當掛名又浮上檯面。事實上，多年前某主委即因爆發疑似抄襲事件引人議論，當事人辯解他在投稿前並未讀過文稿，以致未能即時發現。然此說詞，卻暴露了不當掛名的陋規。可惜當時，學術界沒有因此徹底檢討論文掛名的權利與義務。
立委黃國書舉「假」字牌，諷刺論文造假事件。（資料照，記者吳柏軒攝）
共同作者的羅列依學科領域而有異。人文社會科學比較傾向於獨立研究，醫學、工程則通常作者人數較多。這涉及研究方法與掛名文化的差異。一般而言，作者應在知識創新、論文撰寫上有具體之參與和貢獻，才能列名作者。然在某些學術領域裡，單純提供病人檢體、受試者，即自動取得共同作者之資格。有些則是只要出借實驗設備，就要掛名。或者以實驗設備使用費之折扣，來換取掛名。研究者得以節省研究經費，作者人數增加一名，何樂而不為。這也使得擁有設備人力資本的研究者，其學術出版的數量就愈高。
結果呢，大量出版可以為他贏得學術獎項，獎項讓他得以擔任各學術委員，建立人脈，申請經費，僱用研究團隊，再為他創造巨大的出版數字。至於他的學術，是否能與獎項匹配，學術同行則自有判斷。
社會科學研究者發表期刊論文像是寫年記（一年一篇），但是也有學者可以當作週記在寫（一年平均發表數十篇英文論文）。然一個人每天只有廿四小時，他們可以在每篇論文發表上有多少實質參與？
此外，學術出版涉及權力關係。有學術地位的學者浮濫掛名，反過來底層研究生則是研究結果遭老師竊取。一位博士生發展了新的理論架構，但在他畢業之前，指導教授盜用他的想法，搶先單獨發表期刊論文。研究生，明明是自己的創新，卻被迫變成要引用他人的論文。一位年輕學者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審查沒有通過，三年後卻從一篇期刊論文中看到自己所撰寫的文獻回顧。掛名之外，這些，又是另外一則學術圈的故事了。
（作者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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