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917年11月，英國外交部長貝爾福（Arthur Balfour）公開表示願意協助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s）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建立家園，這份文件被稱為《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只是這份宣言最後竟然成為貽禍至今的百年禍害。當年的貝爾福絕對料想不到這個宣言所造成後續無法解決的問題，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看似較為「文明」的西方人，決策的思考往往並不縝密，也沒有什麼「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理念，單純只是為了眼前的利益。於是，這樣短視自私的決策最後導致原本應該平靜的巴勒斯坦，從此陷入無止盡的衝突與戰爭。

1914年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場原在歐洲大陸，但鄂圖曼帝國於11月加入德國陣營之後，英國、法國、俄國也不得不與鄂圖曼交戰，戰場於是從歐洲進入西亞。此時，英國與俄國就在西亞地區的局勢中扮演起主要角色。俄國為了試圖穿越黑海海峽（也就是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與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與鄂圖曼長期在黑海地區交戰。英國與俄國既為競爭對手，大致上也就以鄂圖曼盟友的身分來對抗俄國，不斷地動用外交與軍事力量，將俄國逼退在黑海以北。著名的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便是如此，而俄國在戰敗後還陷入了一連串的內政變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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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英國外交部長貝爾福公開表示願意協助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這份文件被稱為《貝爾福宣言》。（The National）

到了20世紀初期，德國不斷壯大，其影響力擠壓到英國、俄國等強權的生存權益，這時的英俄也就不得放下爭議，專心對抗德國這個共同的敵手。於是一戰爆發之際，形成德國、奧匈帝國、義大利「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與英國、法國、俄國「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兩大政治集團的對抗。當鄂圖曼在一戰期間成為德國盟友後，英國對待這個古老帝國的態度也不一樣了。俄國在黑海、裏海、高加索與鄂圖曼交戰，而英國的戰場主要在美索不達米亞。1914年底，英俄在鄂圖曼的戰爭各有勝場，以致於兩國需要坐下來討論如何取得讓各自滿足的利益。俄國外交部長薩左諾夫（Sergey Sazonov）強調，黑海是俄國最關注的地區，同時也希望能夠掌控鄂圖曼首都伊斯坦堡（Istanbul）；英國外交部長葛雷（Edward Grey）為求盡快戰勝德國陣營，便同意俄國主導黑海地區的戰局。

而這同時也牽連到伊朗局勢變化，受到德國勢力影響，英俄在伊朗的競爭關係於1907年起有所轉變。過去兩強大致在伊朗南北各據一方，俄國主要影響伊朗北方局勢，英國則控有南方與波斯灣。德國勢力崛起後，英俄放下爭議，就在伊朗正式劃分勢力範圍，協議北方為俄國所有，東南方則為英國控制，英俄雙方互不干涉，而中間有一緩衝區，也就是《1907年英俄協定》（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的重點內容。只是，在1914年年底，俄國軍事武力已完全進入伊朗北方，英國軍隊也佔領了伊朗西南部若干城鎮，這代表《1907年英俄協定》已然無效，於是葛雷與薩左諾夫都同意在戰爭結束之後重擬新的協定。

1915年3月，英法俄三方已經先行討論，最後協議戰後由俄國全然主導黑海、高加索、裏海部分，而英法瓜分美索不達米亞，而英國在伊朗的勢力範圍可以擴及到1907年協定裡的緩衝區內，這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協議》（Constantinople Agreement of 1915）內容。但在當時這還是個秘密協議，並沒有公開。

1915年3月，英法俄最後協議戰後由俄國全然主導黑海、高加索、裏海部分，而英法瓜分美索不達米亞，而英國在伊朗的勢力範圍可以擴及到1907年協定裡的緩衝區內，這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協議》內容。（Politics.ie）

德國與鄂圖曼在1916年獲得相當大的戰果，鄂圖曼軍隊對英俄造成重大打擊。伊朗雖然在戰爭開始後就宣示中立，但英俄兩強仍然質疑伊朗可能向德國靠攏，再加上1916年的戰況吃緊，英俄與伊朗便有幾個月的結盟協商的時間。伊朗政府向英俄表示，要結盟可以，但條件就是過去的所謂不公正的協議必須要重擬，甚至是一筆勾銷，而且英俄兩強還要補給足夠的人力與軍需，伊朗才有可能結盟、參與戰爭。此外，結盟必須有15年左右的時間。這對於英俄兩強而言是相當棘手的事，因為彼此都不願放棄在伊朗既有的利益，但又想要順利與伊朗達成結盟協議，以消除任何讓德國陣營持續壯大的可能性。薩左諾夫提出反對意見，只願意給予有限的軍需人力，過往的協議應在戰後再來談判，而且結盟只限戰爭期間。當然，伊朗絕對不同意這樣的要求，最後談判破局。

1917年，俄國爆發兩次革命，7月中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同意將軍隊撤離伊朗，11月，列寧的蘇維埃（Soviet）政府成立後，更主張退出戰場，而且要一改過去帝國主義的作為，公開秘密協議，甚至決定放棄對伊朗的特權。這樣的重大變局，對英國極度有利，這代表英國在西亞地區的決策，已不需要再考慮俄國的意見了。

當時的俄國外長薩左諾夫與法國第三共和總統普恩加萊（右）。（The Great War Blog）

於是，在前一年年底擔任外交部長的貝爾福（Arthur Balfour），對於西亞地區的態度就與前一任部長葛雷迥然不同。葛雷的決策多半要考慮俄國，甚至在內閣裡受到質疑，後代史家也批判他的政策軟弱，面對俄國毫無自尊可言。但葛雷的時代氣氛是如此，實不須以負面的角度觀之；貝爾福出任外交部長正好是俄國退出戰爭的時期，更可以自由行動。當時歐洲猶太人復國主義運動如火如荼，目的地就在巴勒斯坦，便情商英國政府給予協助。對於貝爾福而言，在西亞地區多出一批可以信任的合作夥伴，將會是加強英國在西亞優勢的最佳方式。戰爭結束後，若《君士坦丁堡協議》能正式執行，英國在西亞地區就更是一方獨霸了。

《貝爾福宣言》在1917年11月推出，內容毫不掩飾英國想要一手掌握西亞地區的意圖。少了俄國這樣的競爭對手，無論協助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是否是正確或正面的決定，對貝爾福而言都是加強英國在西亞外交的籌碼。只是，後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無止盡的衝突，卻是英國萬萬沒有預料到的處境。

又有誰能料到，當年意氣風發的貝爾福，百年之後的歷史評價卻是巴勒斯坦悲劇的始作俑者，而且還有可能就此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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