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百多年前的這個時刻正值一次世界大戰，有些人稱之為「歐戰」，但其實戰場不僅在歐洲，也在西亞地區，也就是鄂圖曼帝國境內。戰爭結束之後，下場最悽慘的不是德國，而是鄂圖曼。世人往往將目光聚焦在歐洲戰局的發展，西亞的戰局與結果反倒沒那麼受到重視。然而，在這裡發生的戰爭對於世界局勢發展卻有最大的影響。

鄂圖曼在長久以來就是歐洲政局發展的中心，尤其是黑海與巴爾幹地區。俄國是引起諸多問題的國家，主要因為俄國不斷在各個鄰近海域尋找不凍港，若能進入黑海、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就能進入地中海。然而，要能夠穿越黑海海峽，首先就是要經過鄂圖曼的同意。於是，在17世紀至19世紀末之間，俄國與鄂圖曼就為了黑海問題打了10多次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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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俄國不斷在各個鄰近海域尋找不凍港，於是在17世紀至19世紀末之間，俄國與鄂圖曼就為了黑海問題打了10多次的戰爭。（維基共享）

然而，這些戰爭卻愈來愈不是只有俄國與鄂圖曼之間的問題而已，在19世紀黑海與巴爾幹的對峙與戰爭儼然是歐洲強權的爭霸戰。首先，奧地利就是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競爭對手。19世紀初期，以希臘為首的巴爾幹勢力一再爆發反抗鄂圖曼統治的獨立運動，俄國見獵心喜想要趁著動盪插足巴爾幹。但若俄國取得優勢，就會威脅鄰近的奧地利。鄂圖曼等於是夾在這兩個歐洲強權之間，沒有處理巴爾幹問題的能力，即使希臘是在鄂圖曼領土之內，也沒有決定希臘去留的資格。這不能說鄂圖曼是什麼近東病夫、毫無能力，其實很多時候鄂圖曼的決策是正確的，但只因其決策損害強權利益而遭到強權的軍事還擊。強權只是火力強大，外交並沒有特殊之處。

第二，19世紀英國身為俄國在大博弈的對手，俄國試圖瓦解鄂圖曼來進入黑海地區，英國便主張要維護鄂圖曼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來阻擋俄國。於是，當俄國向鄂圖曼取得黑海航行權的時候，英國就另籌會議、簽署條約來主張黑海中立，只有各國商船可以進出。英國屢次阻撓俄國在黑海地區的勢力擴張，也不願意看到巴爾幹勢力脫離鄂圖曼。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也是一樣，儘管主要是法國與俄國在東地中海的勢力爭奪，但英國也沒有閒著，連同法國一起將俄國勢力推入黑海、克里米亞，更遏阻了俄國南下的力量。

1876年《笨拙》雜誌的漫畫，顯示俄羅斯帝國慫恿巴爾幹攻擊鄂圖曼帝國，而警察約翰牛（英國）則警告俄國要小心行事。一年後，得到俄羅斯支持的塞爾維亞及蒙特內哥羅向鄂圖曼帝國宣戰。（圖、文：維基共享）

第三，到了1870年德意志帝國形成，在首相俾斯麥的領導之下，德國也成為黑海與巴爾幹地區的主要角色。先是讓俄國與奧地利在巴爾幹問題上稍微緩和緊張氣氛，甚至以德奧俄的三帝同盟來孤立法國，此時德國掌握著從東歐到西歐的局勢。直到俄國在巴爾幹與黑海拓展勢力的企圖心難以壓制、在1877年俄國與鄂圖曼再次爆發戰爭之後，俾斯麥才以1878年的《柏林條約》（Treaty of Berin）來逼退俄國的擴張勢力，接著讓英國擁有地中海優勢、讓奧地利可掌握部分的巴爾幹、也讓部分巴爾幹小國脫離鄂圖曼。強權雨露均霑，而俾斯麥也享受成果。

以上看似是歐洲歷史的發展歷程，但其實根本就是以鄂圖曼為中心的西亞國際關係史，一切重大事件都是歐洲強權在鄂圖曼的利益糾葛。19世紀末，德國逐漸取得左右歐洲政局的優勢，而鄂圖曼為了擺脫英俄長久以來的壓力，選擇向德國靠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於是，1903年鄂圖曼讓予了巴格達鐵路（Baghdad Railway）的權利給德國，一條連通柏林到巴格達的超級大鐵路就像烏雲一樣籠罩在西亞地區。

當鄂圖曼在一戰爆發初期加入了德國陣營，英法俄三國不僅對鄂圖曼交戰，也在戰爭還不知鹿死誰手之際就開始在其境內劃分勢力範圍。英國為了讓俄國更有能力對抗德國、瓦解鄂圖曼，先將黑海地區讓予俄國處理。過去英國汲汲於阻撓俄國進入黑海，戰爭時期卻將此區當作利益輸送的條件給了俄國。英國與法國則是藉由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切割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範圍大概是現在的伊拉克、約旦、巴勒斯坦，由英國控管，而敘利亞與黎巴嫩則在法國掌控之下。1917年英國外交部長貝爾福（Arthur Balfour）發表宣言，同意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家園。歐洲強權不僅瓦解了鄂圖曼，也完全不在意當地不同地區、不同人民的自主權，恣意劃分勢力範圍，也恣意決定了當地未來的發展。

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主要是法國與俄國在東地中海的勢力爭奪，但英國也沒有閒著，連同法國一起將俄國勢力推入黑海、克里米亞，更遏阻了俄國南下的力量。圖為艾瓦佐夫斯基油畫《錫諾普戰役》。錫諾普海戰，這場戰役為克里米亞戰爭的一部分，是促成英法參戰的主要因素之一。（維基共享）

當然，鄂圖曼也付出過許多外交、軍事上的努力，但一個國家在同時面對不同強權的壓力進逼時，再怎麼努力都難以維持國家的穩定發展。換成任何一國面對如同鄂圖曼一般的情勢，結局也是殊途同歸。當我們回顧歷史時，不該一味只認定這是因為鄂圖曼的衰弱，反而應該關注的是，他們如何在強權環伺下，將傷害減至最低。

儘管鄂圖曼這個處於歐洲政治利益中心的大帝國終究還是瓦解了，因為強權不得不把它瓜分掉，以免除後患。而這後患並非擔憂鄂圖曼再度興起，而是擔憂歐洲政治會因鄂圖曼利益再掀波瀾。若非凱末爾的努力，可能現在不會有土耳其這個國家。

現在的伊斯蘭國曾經宣示要帶領穆斯林從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解放出來，這反映出當地穆斯林對西方國家瓜分美索不達米亞的深惡痛絕。當今日我們討論著為什麼西亞的伊斯蘭世界如此紊亂、人民如此激進時，其實我們只是看到了表象，而沒有看到造成問題的最初源頭。

一味談論宗教、民族、文明衝突等問題，完全談不出甚麼意涵，西亞今日盤根錯節的問題，一次大戰前後歐洲強權在西亞的利益糾葛、蠻橫行事，才是一切災難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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