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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出身府城的司法菁英王育霖,與他被消音的人生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王育霖雖然沒有直接接觸到事件,然而,當時的他可能還無法料想到,之後他會因此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從一份 1949 年底保密局整編的「臺灣省二二八事變正法及死亡人犯名冊」裡,可發現「王堉霖」這個名字,雖然文字有誤,還是可以辨認出:這是王育霖最後的命運了。

蘇峯楠

大家有拍過個人照嗎?

就算沒有攝影好手扛一堆鏡頭幫你做外拍,也是有過證件或者應徵用的二吋大頭照吧。

若再嫌大頭照看起來太過耗呆、總不像本人,在這個照相手機普及的年代裡,不少人也應該有一抓就到位的斜上 45 度、嘟嘴眨眼啾咪比愛心玩自拍,再按個美肌處理,最後上傳給眾家好友看的照片/照騙吧。

外拍下,可能是光線灑落而夢幻閃亮的面容;大頭照中,可能是端正又清秀的面容;手機裡,可能日常樸實、可愛、甚至搞怪的面容。總之,不管是哪一種個人照,都留下了自己在那段當下的生活故事與動人姿態。

拍個人寫真,不分古今。

距今 70 幾年前,有位剛踏進職場的 24 歲大學新鮮人,也拍下了一張個人照。

照片裡,他穿上了職務專用的儀服,上面繡有華麗的紋飾。本人則是戴著圓框眼鏡,刻意轉個略為斜側的角度,映露出平淡卻略顯堅定的面容。

那張照片,靜躺在展櫃裡。泛黃的老畫面,還滿溢著攝影當時即將踏入職場發揮專長的才學朝氣。因此,在現場看,照片雖然微小一幀,卻曖曖閃耀著引人關注的光芒。

王育霖身著法袍之個人照,推測攝於 1944 年京都任官時。(蘇峯楠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28.七○: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品)

他所穿的衣服,是 1890 至 1947 年間由日本帝國制定,於法庭內專用的法袍。那繁複裝飾及特殊造型,都跟臺灣現行的鑲邊黑色法袍不太一樣。

為了昭顯法庭的莊重感與權威性,這法袍的設計,參考了聖德太子像的裝扮,回頭追尋奈良時代帶有濃厚隋唐風格的古典朝服,與當時西化改革之下所流行的歐洲風格,反而不太相同。

像是那頂繡著雲紋線條的黑色帽子,造型就源自古名「幞頭」的紗帽。雖然照片沒拍到,但其實還有兩條纓帶,會垂在頭的後面。至於衣服,則是全身的黑底長袍,只有在領肩部分,會施以華麗的花紋裝飾,圖案除了有捲曲的唐草紋,還有代表政府的「五七桐」紋章。

依照身分與等級的不同,唐草紋的顏色會不一樣,「五七桐」的數量也不同。照片這套就繡了三顆「五七桐」,兩顆位於正面,還有一顆在背後,這是地方裁判所(地方法院)及區裁判所的等級。若是控訴院(高等法院)就會繡五顆,大審院(最高法院)就繡七顆。

王育霖留下的法袍。繡色使用的是代表「判事」(法官)的深紫色,並有代表地方法院層級的三個「五七桐」紋章。(蘇峯楠攝,陳仙槎提供,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展品)

那張個人照的影中人,名字叫做「王育霖」。那應該是他在 1944 年進入京都地方裁判所(京都地方法院)任職時所拍攝的。

日本統治時期,由於往上發展的機會有限而且不平等,法科專業出身的臺灣人,若是要從事法律行業,大多自己開業當辯護士(律師)。只有少數人能夠順利進入國家體制,任職司法官。

因此,這幅臺灣人穿上帝國法袍的畫面,其實是相當少見的;而前往那千年古都任職的王育霖,就是這批少數菁英之一。

他的出身地,也是一座歷史之城:臺南,是府城商人王汝禎的第三個兒子。

王汝禎活躍於日治時期府城的公共事務。他擔任過自宅附近北極殿的管理人,現在廟內還留著 1924 年他與打銀街葉家的葉爾純、永樂町翁螺等紳商敬獻的神桌。(蘇峯楠攝)

王汝禎在府城開設金義興商行,從事海陸產食品雜貨的採購批發。這是王家的主要基業;而因此經營有成的王汝禎,進一步參與了建築信組、大舞臺劇場、愛護寮、寺廟董事、文人社團南社等公共活動與其他投資,成為府城的典型士紳。

王家的大宅,座落在城內大廟北極殿斜對面,古時稱為鞋街,現在則是民權路二段的一部分。那裡是王育霖從小生長之地,不過,今日的風貌,跟以前已經不太一樣了。現在要指那個地方,其實講阿美砂鍋鴨還比較快。

臺南市北極殿前方民權路現在的樣子。王家大宅曾座落於此,也是王育霖成長、生活、舉行婚禮的地方。(蘇峯楠攝)

1942 年,王育霖與陳仙槎舉辦婚禮,賓客於王家大宅中庭拍攝團體照。穿婚紗的是新娘陳仙槎,當時 21 歲,出身官佃庄(今臺南市官田區)陳家,曾就讀臺南二高女、東京洋裁學院。新娘左邊是王育霖,當時 24 歲,東京帝大學生,兩人透過相親而結識。王育霖左邊第二位,是父親王汝禎。(蘇峯楠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28.七○: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品)

那座宅第,進落相當深邃,兼具店舖、宅邸與廳堂等多重空間格局。喜慶活動時,中庭還能作為活動場地,或請戲班來唱戲。1942 年,王育霖與陳仙槎就在那中庭內舉辦婚禮。

雖是如此大宅,但家門內複雜的人際關係,並沒有帶給王育霖什麼溫暖家庭的感覺。

但即使如此,他有時還是會回想起小時候的經歷,像是常跑到孔廟玩耍;或者與母親在庭院內,一起撿著鳳凰木花瓣的少時過往。府城這片家鄉街區,仍然是他不時回憶與眷戀之處。

臺南孔廟明倫堂內,有一片大屏板,上面引錄了趙孟頫書〈大學〉篇章。就讀末廣公學校的王育霖,與同學來這裡拍畢業照;長大後,他曾重訪原地,一面細讀著上面的文字,一面想著他的同學之後不知道都在哪裡、做些什麼。(蘇峯楠攝)

之後,他離家北上,就讀臺北高等學校(今址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後,離開臺灣,足跡踏至海外,前往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今東京大學)就讀。

1944 年,王育霖自東大畢業。但在畢業前,他也好不容易通過了高等文官考試,因此在畢業後,隨即帶著臺灣總督府法務部民刑課囑託的身分,到京都地方裁判所(京都地方法院)任職試補司法官。

現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區的法文學部 1 號館,是落成於 1935 年的舊法文經教室第一號館。校內地標安田講堂正前方兩側,都是法學、文學、經濟學部的教室,大學生王育霖曾漫步在這片濃厚哥德風味的校園中。(蘇峯楠攝)

京都清水寺仁王門。王育霖任職京都期間,在清水寺前一家瓷碗店後面租房子住,陳仙槎也在那裡生下長子王克雄。夫妻倆曾抱著兒子上清水寺參拜祈福,求到第一大吉的籤。(蘇峯楠攝)

終戰後的 1946 年初,王育霖選擇返回家鄉故土。他們一家從廣島搭船離開日本,抵臺後,暫時在臺北市七條通(原來的大正町三丁目,現在中山北路一段 121 巷及林森北路 119 巷)租房子住。此後,王育霖也先後在臺北地檢署、新竹地檢署、建國中學、延平中學等地任職、任教。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王育霖雖然沒有直接接觸到事件,卻也掩不住擔憂之情。然而,當時的他可能還無法料想到,之後他會因此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依據妻子陳仙槎的回憶,當年 3 月 14 日下午,王育霖自家中出門;不過他發現沒帶錢包,又馬上折回家。

這一回頭,就跟闖進他家一群身穿中山裝的陌生人碰上了。他們不由分說,強行將王育霖給帶走。

陳仙槎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連鞋子也沒穿好,就要衝出去攔。然而,其中一人卻掏出手槍抵住她,以北京話說了句「妳再多說,我就槍斃妳」。陳仙槎嚇得六神無主,只得眼巴巴看著王育霖被押走。

抓走王育霖的是誰、是哪個單位、被抓去何處,陳仙槎完全不知道,之後也沒有任何消息。約莫一個星期後,才有位男子來到王家,將一張王育霖手寫的紙條交給她,上面大致寫著:他有生命危險,趕緊找人求援。原來,送紙條的男子,因為被抓去問供,曾與王育霖關在一起,所以才受託幫忙帶話。

那男子並不是王育霖唯一委託的人。還有一位莫名其妙被抓的歐陽可亮(北京出生,原籍廣東),也曾與王育霖當了短暫的獄友。

歐陽可亮記得,3 月 13 日,他被帶入警總第二處駐用的西本願寺(今址在中華路的臺北市立文獻館),過著如煉獄般的囚禁生活。

某天,同個囚室的王育霖與他搭上話。兩人因而彼此互託信息,希望對方若有幸活著離開,可以幫忙向親友告知自己的下落。

現在臺北市立文獻館所在地,原本是1932年淨土真宗本願寺派(西本願寺)新建的臺灣別院,臺灣人俗稱「大廟」。歐陽可亮回憶,他曾被囚禁於此,並遇見王育霖。不過,歐陽也說當時常聽到「面對淡水河的後院時常傳來槍聲,不用說,一定是槍決。」依這描述來看,不排除他們當初囚禁之處可能並不是西本願寺,而是北邊更靠近淡水河的東本願寺(今位置在西門町商圈的獅子林大樓、六福西門大樓、誠品武昌店)。(蘇峯楠攝)

在外頭友人與學生營救之下,歐陽可亮幸運地在三月底脫身了。不過,他不知道王育霖當時是否還活著。

至於陳仙槎,仍像隻無頭蒼蠅。她四處到各單位打聽王育霖下落,但每個單位都說他們沒抓人,有的甚至說「可能是暴徒抓走的」。

同時,她帶紅包與小禮物奔波求人,卻得不到什麼有力協助。每次聽到哪裡有打撈到遺體,她也揹起孩子、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趕赴去認人。甚至夜裡也不得安眠,她一直夢到王育霖來找她,整張臉腫得很大、牙齒也掉了好幾顆。

這般生活,過了大約半年,身心簡直瘁疲到了極點。陳仙槎決定離開臺北,回到臺南市民權路王家,專心養育孩子。

當然,王育霖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完全是人間蒸發了。

然而即使當時各單位都否認抓人,但我們現在可以從歐陽可亮的回憶得知,在警總的幽暗囚室裡,曾經留有王育霖最後幾日的足跡。

另外,從一份 1949 年底保密局臺灣站臺北組副組長黃錦城(化名)整編的「臺灣省二二八事變正法及死亡人犯名冊」裡,也可發現「王堉霖」這個名字,「略歷」欄記載了「新竹地方法院檢察官、建國中學教員」,而底下的「犯罪事實」欄則是一片空白無字。

「臺灣省二二八事變正法及死亡人犯名冊」裡,登載了「王堉霖」的資料,交待王育霖的最終下落。這份名冊是當時保密局臺灣站「就原有資料」以及「通飭所屬各組所查報之名冊」所整編的。(翻攝自國史館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頁 367)

雖然文字有誤,還是可以辨認出:這是王育霖最後的命運了。

這份名冊是以其他資料整理而成,說明了王育霖的訊息其實有登載在其他資料。只是,目前還無法找到這類文獻,所以關於他的死亡日期、地點、遺體下落等線索,依然還是謎。

從一張英姿煥發的個人照出發,我們自臺南到臺北、自東京到京都,跟隨了一位府城青年的足跡,瀏覽他一部份的生命故事。遺憾的是,故事到這裡就中斷了,只能到此為止,沒有完結落幕的部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228.七○: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場。展覽內容以「走近二二八」、「拼圖二二八」、「噤聲四十年」、「對話三十年」等段落,將事件本身,以及從「無聲」到「有聲」的後續發展,呈現給觀眾。(蘇峯楠攝)

還有許多與王育霖一樣的人,生命曾經這般斷了線,戛然中止。此後,大多數人不敢再回顧這件事;下一代的人們,甚至不知道有這段過往。

這般無聲且充滿禁忌的靜謐,維持了 40 年。這是足以讓一個新生兒步入中年的悠久時間。

一直到 1987 年的解嚴前夕,民間有陳永興、鄭南榕等人出面倡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8 年總統蔣經國辭世後,監察院也首次對外公佈了 1947 年楊亮功、何漢文提交的官方調查報告,這些都在時隔 40 年之後,重新開啟了人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與關心。甚至於,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年輕觀眾,是因為看了 1988 年底開拍、隔年上映的電影《悲情城市》,才知道原來臺灣曾經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

由此開始,大家整理與研究相關資料,也拜訪相關人員與家屬重述一次故事,慢慢回頭拼湊那些突然斷失的足跡與記憶。這段傷痛、噤聲、重新發現、繼而重新對話的過程,陳列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櫃裡。

拾起被隱藏且遺忘的片段,重新回顧過去的傷害,並不是要讓我們再度陷進舊有的痛楚。

那些突然中斷殞落的青春年華,其實在提醒今日的我們,現今的便利與自由,並非自古即有。我們得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並給下一代更美好的未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出身府城的司法菁英王育霖,與他被消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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