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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一戰之後:鄂圖曼帝國的末路、掙扎與再生

鄂圖曼帝國因為戰敗,原本就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但凱末爾異軍突起,不似伊斯坦堡政府受強權壓迫,也沒有任何政治包袱,藉著軍事力量在安卡拉另闢生路。於是,鄂圖曼帝國雖然走入歷史,但過程中並非任人宰割,最後則是經由凱末爾的力量得到了重生的機會。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918年11月一次大戰正式結束,此時的局勢已然不同於戰爭初期。1917年美國參戰,蘇維埃政府退出戰爭。列寧(Vladimir Lenin)在11月提出《和平法令》(Peace Decree),主張和平談判、不兼併不割地,隨後開始與德國陣營協商停戰,儼然是和平倡議者。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也不甘示弱,在1918年1月提出了「十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強調民族自決,想從列寧手中奪取邁向和平的主導權。結果,「民族自決」只是戰勝國在分配利益時的口號,戰敗國只能遠目,鄂圖曼帝國就是最好的例子。

鄂圖曼在1918年10月底與協約國簽下《摩德羅斯停戰協定》(Armistice of Mudros),開放了長久以來歐洲勢力爭奪最激烈的黑海海峽,而且把過去最關注黑海的蘇俄排除在外。隨後,英國人佔領了摩蘇爾(Mosul,現在伊拉克北部)與巴勒斯坦(Palestine),法國也控制了現在的敘利亞(Syria)地區。這樣的結果,其實就是《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的決定。光是這一部份,就完全沒有落實所謂的「民族自決」。

美國總統威爾遜(圖)在1918年1月提出「十四點原則」,強調民族自決。(http://www.rantpolitical.com/)

其實,從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來看,《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是一份秘密協議,理應受到譴責。然而,威爾遜並沒有能力駕馭英國與法國這樣老牌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十四點原則」也從來沒有獲得英法之認同。

在《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協商的同時,穆罕默德後裔的哈希姆家族領導人胡笙(Hossein bin Ali al-Hashmite),正與英國人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談論阿拉伯人獨立一事。在雙方的交談之中,胡笙希求的是從美索不達米亞到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王國,但麥克馬洪卻從未給予肯定的答覆。對哈希姆家族而言,頗為諷刺的是,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藉由1917年英國外交部長的《貝爾福宣言》名正言順的進入了巴勒斯坦。

領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魏茨曼(Chaim Weizmann)深知英國人對於巴勒斯坦的需求,尤其這個地區往北可深入鄂圖曼境內,往南則是連結紅海與埃及。魏茨曼主張猶太人可以成為英國的伙伴,協助英國安穩控制這個地區。猶太復國主義者因為符合英國政策之需求,取得了巴勒斯坦的「入場券」,反觀哈希姆的胡笙卻在英國漠視之下而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機會。

在《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協商的同時,穆罕默德後裔的哈希姆家族領導人胡笙(左),正與英國人麥克馬洪(右)談論阿拉伯人獨立一事。(Ajit Vadakayil)

1919年1月開啟的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會中所做成的決定卻一點都沒有和平的意涵。

戰敗國雖然出席和會,卻沒有決定自我權益的機會。很顯然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並不適用於戰敗國,如同一份文件擬定與簽署之後,真正有效力的條款並不在內文裡,而是在文件最下方的一行小字。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下方小字就是寫著:

「哈哈,戰敗國一概不適用。」

在和會之中,鄂圖曼政府多次與戰勝國爭執,致力於維護自身的生存權益,並非沒有作為,例如1920年1月鄂圖曼政府宣布《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承認各民族的權益,維護國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

這與威爾遜的理念如出一轍,但結果卻是鄂圖曼首都伊斯坦堡(Istanbul)淪為國際軍事佔領區,因為戰勝國就是要瓜分他們在鄂圖曼的利益,怎可能讓他們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軍事侵犯形同是逼迫鄂圖曼接受領土切割的條款。在經一年的談判之後,戰勝國對鄂圖曼的和約在1920年8月簽署,稱為《色弗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鄂圖曼領土除了首都伊斯坦堡(Istanbul)外全淪為國際軍事佔領區,安納托利亞(Anatolia)各地也割讓給英、法、希臘,僅剩餘安卡拉(Ankara)一帶還屬於鄂圖曼的剩餘領土。鄂圖曼政府並沒有如一般所認知的那樣喪權辱國,而是在一番掙扎之後才勉強接受戰勝國的蠻橫壓榨。其實德國、奧匈帝國也都一樣為自己爭取過權益,但都因為情勢比人強的關係而不得不屈從,因為,若沒有遵守戰勝國的遊戲規則,下場可能會更慘。

安卡拉之所以沒有為強權佔領,主要是凱末爾(Mustafa Kemal)將軍的功勞。

當凱末爾在戰爭中樹立功績後,逐漸形成一股鄂圖曼政府不能忽視的力量,這股力量雖有可能穩定局面,但也可能威脅政府的權威性。凱末爾在伊斯坦堡遭佔領時前往安卡拉另尋出路,於4月底召開國民大會,這等於宣告安卡拉與伊斯坦堡分裂,而且這個甫成立的安卡拉政府強調不會承認伊斯坦堡政府與強權簽署的和約。伊斯坦堡政府身處強權壓迫之地,最後不得不簽署《色弗爾條約》,但凱末爾的安卡拉政府沒有這樣的束縛,而且軍事抵抗頗有成果,像是希臘軍隊就難以在安納托利亞有所表現。

凱末爾在伊斯坦堡遭佔領時前往安卡拉另尋出路,於4月底召開國民大會,這等於宣告安卡拉與伊斯坦堡分裂。(Backpacking Istanbul)

由於凱末爾的抵抗,讓《色弗爾條約》難以執行,使得英法不得不思索減低利益受損的方式。

1922年10月,英法與安卡拉政府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重啟談判,於1923年7月簽署了《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安卡拉政府得以在安納托利亞維持政權,英法仍可以控制美索不達米亞。這份條約讓安卡拉政府與英法都有利可圖,雙方都有喘息的機會。而從這個條約的簽署也可以看到,伊斯坦堡政府已然沒有決定權了。鄂圖曼帝國因為戰敗,原本就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但凱末爾異軍突起,不似伊斯坦堡政府受強權壓迫,也沒有任何政治包袱,藉著軍事力量在安卡拉另闢生路。

於是,鄂圖曼帝國雖然走入歷史,但過程中並非任人宰割,最後則是經由凱末爾的力量得到了重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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