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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與西亞世界》一戰之前:蝴蝶效應般的立憲運動

1904年,一場遠在東北亞的戰爭竟在西亞與東亞掀起廣泛的蝴蝶效應。然而,新制度的執行卻導致了各國面臨更多的政治與外交問題。一次大戰時期,日本佔領中國山東、鄂圖曼領土遭到列強秘密瓜分、伊朗受到戰爭波及,當時這些國家已具有憲法雛形,並努力西化,卻仍難逃強權侵略,西化的結果,竟是如此諷刺。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次大戰的戰場在西亞地區匯流,戰爭貌似以歐洲為主,其實對西亞與東亞來說也有很大的影響。而這種「串連」的現象,也發生在一次大戰之前亞洲的幾個大國家,例如中國、伊朗、鄂圖曼帝國。所謂西化的運動在當時正如火如荼進行,特別是立憲運動。這場巨大變革,20世紀初期在亞洲蔓延,無論西化是否適合這些國家,潮流已經無法阻擋。只可惜亞洲國家因局勢惡劣,無法好好運作憲法,同時國家主權也不受強權尊重。

亞洲的立憲運動,若連俄國也算進來的話,緣起於1904年日本與俄國的戰爭。日本自1860年代的明治維新時期制訂西式憲法,再加上整體的改革成效頗豐,故於日俄戰爭中勝出,成為近代第一個擊敗外來強權的亞洲國家。於是勝利的一方就成了各界學習的範本。

亞洲的立憲運動,緣起於1904年日本與俄國的戰爭。(維基共享)

日本為什麼戰勝?看來似乎就是因為擁有一套憲法;俄國為什麼戰敗?也許就是因為少了一套憲法。也因此,俄國國內在戰後也面臨動盪,1905年1月22日人民暴動遭政府鎮壓,稱為「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該年年底,沙皇同意成立國會,隔年也有了憲法制訂。

1911年,伊朗國會決定聘用美國財政專家修斯特來改善財政。(https://iranwire.com/)

1904年日俄戰爭所導致的結果,在亞洲地區竟掀起一股立憲浪潮。

首先是伊朗,由於伊朗與俄國在高加索一帶領土接壤,雙方多次衝突,伊朗始終難以取得優勢。亞塞拜然省(Province of Azerbaijan)的情況特殊,當伊朗中央政府的權威衰落而難以處理任何地方上的問題時,出現了亞塞拜然治安竟由俄國軍隊來穩定的情況。在一次大戰爆發之前,俄國甚至在亞塞拜然收取稅金。俄國進行的立憲運動,也讓伊朗亞塞拜然興起立憲聲浪,希望能夠藉由憲法制訂、國會成立來限制王權與穩定局勢。1905年以來的立憲浪潮,最終促使伊朗國王決定成立國會,隨後在1906年年底制訂憲法。現在伊朗的東亞塞拜然省(Province of East Azerbaijan)省會塔布里士(Tabriz),還有立憲運動的博物館。

不過,伊朗的國會卻因為俄國壓力而難以穩定。

1911年,伊朗國會決定聘用美國財政專家修斯特(Morgan Shuster)來改善財政,而修斯特也找尋專業人士來處理問題,例如,聘用一名通曉波斯語的英國軍官史托克斯(Claude Stokes)到德黑蘭。但是英國與俄國在1907年已經在伊朗劃分勢力範圍,俄國在北而英國在南,雙方互相不干涉。於是,當史托克斯進入德黑蘭時,就等於宣告英國人干涉了俄國在伊朗北方的事務。

鄂圖曼在1876年的時候已經制定了一套憲法,只不過著墨在在王位繼承的問題上,是想爭取權位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尋求西化勢力合作的結果。(The Secret Life of Ruggles)

英國外交部雖下令史托克斯不得前往德黑蘭,但俄國卻已視修斯特為眼中釘。最後俄國於1911年年底逼迫伊朗國會關閉,隔年初將修斯特撤職。修斯特的回憶錄名為《箝制伊朗》(The Strangling of Persia),就是在批判英俄兩國限制了伊朗的發展。即使伊朗是個有憲法的國家,以所謂民主制度的角度來看,應擁有自主的權利,但在強權利益考量之下,卻沒有自主的機會。

同一時期,中國也有立憲運動,這部分在此不必贅言。清末的西式改革之中,也包括了1905年的立憲運動。這當然也是因為日俄戰爭而起,清朝的改革勢力也思索制訂憲法的必要性。時逢伊朗的立憲運動,所以在中國的《東方雜誌》與《民報》都有報導過伊朗的情況。1911年滿清滅亡,中國的憲政發展暫時停歇。

而鄂圖曼的立憲運動發生於1908年,由「聯合進步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CUP)主導。其實鄂圖曼在1876年的時候已經制定了一套憲法,只不過著墨在王位繼承的問題上,是想爭取權位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尋求西化勢力合作的結果。但是,當歐洲強權介入鄂圖曼的巴爾幹問題時,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強調鄂圖曼已有憲法,擁有主權獨立的資格,拒絕強權介入。鄂圖曼君主的姿態強硬的結果,導致俄國在1877年對鄂圖曼發起戰爭。鄂圖曼在1878年戰敗的結果,讓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對憲法與主張立憲的團體「新鄂圖曼」(New Ottomans)心生不滿,並視立憲為國家發展的阻礙,隨後對「新鄂圖曼」進行鎮壓,停止行憲。

1905年1月22日,俄國人民暴動遭政府鎮壓,稱為「血腥星期天」,該年年底,沙皇同意成立國會,隔年也有了憲法制訂。(維基共享)

1904年日俄戰爭也是導致鄂圖曼再次立憲的重大事件,CUP認為這是東方與西方在軍事方面重大的角色轉變,此時也正是重啟憲法推翻鄂圖曼君主的新契機。於是,CUP在鄂圖曼最難處理的巴爾幹地區進行叛亂活動,使得鄂圖曼君主在該地區的政治權威更難維持。1908年,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情勢逼迫之下再度同意立憲。但是,CUP掌握政權之後,剷除異己的程度並不遜於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立憲只不過是奪取政權的手段,掌政後的CUP之後也遭到反對勢力批判是專制政體、漠視憲法。

誰也沒想到,1904年一場遠在東北亞的戰爭竟會在西亞與東亞掀起廣泛的蝴蝶效應。但是,新制度的執行卻導致了各國面臨更多的政治與外交問題。史家往往只批判這些國家的腐敗與僵化,不願接受新的變革,但這只是以特定事件與年代片面做出的主觀價值判斷,忽略了各國制度發展有特殊性與延續性的意涵。

換句話說,儘管立憲不盡然符合各亞洲國家體質,但就算不甚成功也不代表沒有下一階段的嘗試。然而,一次大戰時期,日本佔領中國山東、鄂圖曼領土遭到列強秘密瓜分、伊朗受到戰爭波及,而當時這些國家已具有憲法雛形,並努力西化,卻仍難逃強權侵略,西化的結果,竟是如此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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