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湯姆熊割喉案、去年鄭捷捷運殺人事件、今年五月間竹東少女遭虐殺事件以及日前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一連串怵目驚心、手段兇殘的殺人犯罪，加上被害者又多屬社會無辜婦孺，遂引發近日大眾對死刑應否廢除議題之熱烈討論。由於死刑爭議係屬人類社會之重大議題，涉及倫理、道德、法律、文化、宗教、政治、經濟等複雜考量，故臺灣對於死刑是否廢除或停止的意見，一直處於分歧狀態；日前臺北律師公會與各界人士更共同籌組第二屆模擬憲法法庭，顯示出實務與學術界，就是希望就死刑議題展開深度的討論。
日前臺北律師公會與各界人士更共同籌組第二屆模擬憲法法庭，顯示出實務與學術界，就是希望就死刑議題展開深度的討論。（記者項程鎮攝）
就法規範言，死刑是否合乎我國憲法？依據我國《憲法》第23條，其內容僅授權立法者依法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並未授權立法者依法剝奪人民自由權利所依附的根本生命權，故就憲法文字看，死刑立法已逾越憲法。就刑事政策角度論，死刑到底有無威嚇犯罪的效果？依據國際組織以及許多學者的統計分析，無論從死刑存廢與殺人犯罪率之消長觀察、比較死刑存廢不同但其餘各特徵相似的社會殺人犯罪率的差異、死刑執行對短期內殺人犯罪是否有影響乃至於1970年代中期後利用複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死刑與殺人犯罪關係等研究，上述長期而深入的探究，均發現死刑存廢與否與殺人犯罪率並無關連。
尤值注意的，研究甚至發現死刑的反效果，例如Phillips研究1858至1921年倫敦報紙登載之22件死刑執行，發現2星期內殺人犯罪降低，但之後反而上升；Bowers將Phillips資料進一步分析，發現死刑甚至具有「殘忍效應」，每1死刑執行反導致增加2.4件殺人犯罪。故美國國家科學院曾作以下結論:「至目前為止的資料，並無法使具先驗信念的研究者，對死刑的嚇阻效應達成一致的見解」。
站在科學實證的角度，若無實證證明死刑具犯罪威嚇效果，即不能將死刑正當化，基於對生命的尊重，不可以此未獲實證證實的主觀信念來剝奪生命。惟死刑存置論者則認為，縱使無明確科學證據證明其威嚇效果，亦不能否認其具有威嚇效果，而仍以一種信仰強烈認為死刑有犯罪威嚇效果，且確信應報思想為死刑正當化之事由，導致兩者各有立場，長期處於互不相讓的膠著狀態。
站在科學實證的角度，若無實證證明死刑具犯罪威嚇效果，即不能將死刑正當化，基於對生命的尊重，不可以此未獲實證證實的主觀信念來剝奪生命。（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放眼世界，2012年全球有140國廢除死刑，維持死刑者僅58個，其中民主高度發展國家僅日本、臺灣與美國。2002年後，我國雖已無絕對死刑，但仍有50種罪名得處死刑，為世界之最，此刑事體系是否符合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罪行之懲罰。」值得檢討。而就民意而言，中研院1990、1994、2006年民調，均反對廢除死刑；但若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同意比例即提升到25%。香港1993年廢除死刑時，民調仍有71%反對廢除死刑；惟香港整體治安，自1993年廢除死刑後，反呈現大幅度改善、經濟更加繁榮，造就更低的犯罪率。故廢除死刑會造成社會治安敗壞的推論並不存在。
筆者認為，對重大暴力犯罪者可建立特殊無期徒刑制度以替代死刑，例如將無期徒刑區分為：替代死刑的甲級無期徒刑-應服刑滿30年刑期方得假釋的「特別無期徒刑」，此制不適用減刑與大赦。另一種乙級無期徒刑─應服刑滿20年才可假釋，是為「普通無期徒刑」，可適用減刑或大赦而提早假釋。如此，死刑犯服特殊無期徒刑，須30年後方得假釋，最年輕者也逾60歲，幾無再犯能力，則此刑罰制度或可獲民眾較大的支持。
讀者或許會問，那我們的社會要怎麼去預防這些怪物再出現？誠如廢死聯盟法務主任苗博雅所言，除了殺掉怪物之外，我們真的要在乎『怪物是怎麼被養成的？』，這些犯罪人的共通點是「對未來喪失希望」，極端的犯罪正凸顯出社會存在了嚴重的問題，若我們只是基於「無用的垃圾就沒資格活在世上」的價值觀去排除他們，則我們所堅持的這樣的邏輯，或許正是讓天使墮落成怪物的淵藪。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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