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甦棣（Stephen M. Young）
讓我們從結果談起。令人悲哀的事實是，北京政府已踐踏其允許香港享有至少五十年極大程度自治權的莊嚴承諾。這個舉動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將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全世界做出的承諾拋諸腦後。當時，在鄧小平及其繼任者領導下，北京當局似乎有意追求與西方國家平等共處。
我仍然對中國近期的政策轉變百思不解。這是因為北京認為香港對整個中華民族造成生存威脅？還是因為香港深受英國法律體系影響，擁有開放且自由的經濟制度，讓北京那群事無鉅細的多疑官僚無法忍受？還是因為北京的強人領袖習近平單純認為，只要對他的帝國偉業造成阻礙，前輩們做出什麼承諾一點都不重要？或許答案是以上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那些絡繹不絕來到香港做生意或尋歡作樂的「內地」人士，會帶來何種影響。在種族和文化上都屬於華人地區的香港，熱情擁抱許多普世價值，但這些價值觀似乎讓紫禁城裡與世隔絕的領導層感到威脅，不知道這些訪客對此作何感想？
香港。（資料照）
無論原因是什麼，在過去幾年裡，習近平的北京政府似乎已經開始有系統地毀壞香港長期以來吸引全球商務人士和企業前往當地尋覓商機的魅力。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主權後，北京曾承諾香港的體制不會改變。問題是香港發生了什麼變化？為什麼這座朝氣蓬勃的商貿及金融中心，會讓習近平如此惴惴不安？在許許多多中國公民暢行全球，生意作得有聲有色的時代，香港如今的處境尤其令人費解。
請容我分享在香港的親身經歷。在過去四十年裡，我曾多次前往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也在當地工作。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當時我剛結束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的外派任期（Foreign Service Assignment），被要求返回華盛頓，在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中國科」（China Desk）任職。我的新任上司們希望我在返美前，先去熟悉一下香港的情況。因此，我從台北飛到香港，花了幾天時間和領事館的友人談話，也和多位香港政府官員會晤。當時的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是李文（Burt Levin）。
領事館的友人也替我安排會見英國駐港外交人員，他們顯然對中國要求談判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的條件感到焦慮，但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那似乎是遙遠未來才會發生的事。與此同時，香港繁榮的經濟和熱絡的貿易使我留下深刻印象。搭乘歷史悠久的天星小輪（Star Ferry），從香港島橫越維多利亞港前往九龍，也是無可比擬的體驗。
接著，我啟程前往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從廣州搭乘火車花了卅六小時才抵達北京的過程中，我從火車車窗向外看，對四周農村的落後景象大為震撼。我看到農夫以身體撐住犁頭向前拖拉，因為他們買不起役畜。當時中國農業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會使用糞便施肥，因為沒有更精緻的肥料。那個年代的中國所具有的各種景象和氣味，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中，當時這個國家才剛開始擺脫毛澤東時代的束縛，正奮力重新融入現代世界。
我在北京會見的中國官員，似乎都渴盼改善與華盛頓的關係，部分原因是為了抵銷莫斯科造成的威脅，俄國當時仍與中國嚴重疏離。之後的卅年，我定期前往香港，因為我的外交職涯是以大中國地區和蘇聯為重心。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曾兩度在中國科任職。第一次到任時，我是主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後來擔任中國科科長時，我負責管轄所有派駐中國的美國外交人員，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成為我工作上重要的一部分。二○一○至一三年，我擔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我將這次派任視為我卅三年外交官生涯的美好終途。在我離開香港、回到美國正式退休後，我還是常常有機會重返香港。
在擔任美國總領事期間，我與不同光譜的人士保持良好關係。例如，我與時任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有過友善的交流。 我也三不五時與時任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書記兼國務院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彭清華碰面。 儘管我們並非總是意見一致，但我們都會尊重彼此的想法。然而，在我派任香港的尾聲，張曉明接替彭清華出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對香港表現出更強硬的態度，拒絕與我見面，而且透過各種方式展現對外國外交使節的蔑視。這麼做似乎對他的職涯有幫助，因為他之後就升任更具份量的職位，即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不過，在香港二○一九至二○年爆發「反送中」抗爭後，他被降級成副主任。從這點來看，中共內部似乎仍有某種程度的問責機制。
要瞭解當前的中國，我們首先必須關注至高無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角色，他持續將所有主要權力集中自己手裡。難道習近平對自己的職位缺乏安全感，以至於無法忍受香港被視為一個對外開放、面向國際的貿易及投資中心？因為這樣的香港讓習近平無法如同在北方一樣完全控制？雖然中國政治體制隱諱難解，但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習近平決定為香港去勢，使香港不再是他幅員遼闊的王國中一個獨立的經濟領地的原因。然而，這麼做必須付出高昂代價。
首先，以法治及國際商業標準為基礎，香港做為一個自由市場企業中心的特色，即使還沒完全歸零，也已嚴重凋零。
其次，這向台灣發出一個明確的訊號。我們來回想一下，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提出「一國兩制」，目的是消除台灣的疑慮，就像香港「回歸」中國一樣，兩岸統一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台灣的體制。北京的具體承諾是，在鄧小平的概念下，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會享有廣泛的自治權至少五十年，也就是到二○四七年。
鄧小平想要減輕台灣方面的擔憂，希望台灣人民至少對逐漸與中國增進經濟和政治連結預作準備，而更長遠的願景是，希望台灣能夠從兩岸交流互動中，獲得政治和經濟利益。
當我在二○二三年撰寫這篇文章時，這一切似乎都是遙遠的記憶。鄧小平承諾給予香港的自治時間，明明還有廿四年，但已經很難看出現今的香港和車水馬龍的深圳、廣州等中國東南部大城市之間，到底有什麼分別。兩者都有舉足輕重的經濟實力，但中國大陸仍然受制於北京專制政府的枷鎖。換言之，愈來愈難分辨被大幅剝奪政治自由的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有什麼不一樣了。
很多有能力逃離香港的人已經離去：有財力的人搭飛機，沒財力的人搭船，目的地是台灣或東南亞，因為當地的華人社區普遍歡迎他們，也歡迎他們帶來的經商技能。這讓人想起一九七五年西貢淪陷後，逃離越南的「船民」（boat people）。雖然逃離帶來重獲自由的機會，但同時也讓家庭支離破碎，在各個層面造成長久的傷痛。這些日子以來，中國政府對港人移民設下愈來愈多阻礙，據說留下來的人也都感受到壓迫。
與此同時，就算「一國兩制」曾經對台灣（中華民國）二四○○萬人民有過吸引力，如今也已消失殆盡。以我個人在台灣居住及工作多年的經驗來看，我從一開始就相信，除非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劇烈變化，否則台灣人民對北京的利誘根本不會買帳。
事實上，台灣目前正加速提升軍事實力，以因應習先生或許有一天會決定發動全面入侵，此事已非遙不可及。就像我之前說過的，入侵台灣不如表面上那麼簡單。與烏克蘭不同的是，台灣和中國之間相隔近一百英里的公海。我也認為，台灣的民主精神現在已更加根深蒂固。儘管主要政黨之間競爭激烈，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在台灣實際上沒什麼市場。
習先生，這是你的功勞。
星期專論 楊甦棣
（作者楊甦棣，二○○六年至○九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一○年至一三年擔任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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