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高檢署檢察長，也是檢察總長提名人刑泰釗，於受立法院審查時，提出建立跨級跨轄的聯繫平台來統合檢察體系的能量，以為冤罪的救濟。此構想雖立意良善，但能否期待司法體系的自我糾錯，卻值得檢討。
對於刑事確定判決，最主要的救濟管道，即是以有新事實、新證據為由來向法院聲請再審。而對有罪判決者之利益聲請再審，除被告或其家屬外，也包括檢察官在內，這除凸顯檢察官的公益代表人之角色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既然訴追者自認有錯，法院開啟再審的可能性，自然也會提高。
只是證諸現實，一旦走向自我糾錯之程序，無可避免會連動到起訴者是否濫權追訴的究責問題上，就存有一定的道德風險。故由檢察體系為被告聲請再審的例子，如去年為百官行述案的受冤者諸慶恩，或近來因涉詐領兩千多元而被判刑的韓豫平，雖有之，但若非此等案件受到媒體極度關注，要期待檢察體系的反省與檢討，並主動提起再審，恐只能是種可欲不可求的期待。
對冤罪救濟之發動與審理，與其寄望檢察與司法體系的自我反省與糾正，倒不如在制度上，建立具有外部性的他律審查機制。（本報資料照）
另一非常救濟途徑，即是以確定判決所適用法律有所違誤，而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由於具有提起資格者，全國只有一人，即檢察總長，且依刑事訴訟法第四四二條，也只規定檢察官有向檢察總長聲請提起非常上訴之權，此等非常救濟手段的開啟與否，就更委之於檢察體系的恣意與專斷。
故對冤錯假案的糾正，建立縱向與橫向的聯繫平台以整合力量，或有其必要，但若其人員與資源還是來自於檢察體系本身，則與現制，也僅是五十與百步之別，實質效用，自然有限。更值思考的是，就算檢察體系徹底發揮自我糾錯的功能，但來到法院，卻一樣存有能否承認錯判的道德風險。
故對冤罪救濟之發動與審理，與其寄望檢察與司法體系的自我反省與糾正，倒不如在制度上，建立具有外部性的他律審查機制。如成立由各界所推薦的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再審委員會，來接受與審查再審或非常上訴之聲請，並可因此促使檢察體系積極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又對此等非常救濟，更應是由人民所組成的法庭為審判，才足以免於司法自我掩護之質疑。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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