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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民主怎麼這麼難啊?」——傅榆從太陽花落幕那天再出發

2019-03-02 06:00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導演傅榆接受文化週報專訪。(記者張嘉明攝)

專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七日印象提供)

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立院三十秒快速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民怨。晚間學生、群眾衝破警方封鎖線、佔領議場靜坐抗議,直到四月十日經多次協商才步出立院。(記者廖振輝攝)

問:《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去年一路從台北電影節到金馬獎都拿下了最佳紀錄片,有關太陽花學運的紀錄片不計其數,唯獨妳的作品一再得獎,或許是因為妳早在太陽花之前就開始追蹤學運領袖陳為廷、蔡博藝,因為他們倆對妳的信任,妳得以近距離陪伴及拍攝他們,有累積,才看得到他們的成長,也才放心讓妳拍下獨家內幕。尤其陳為廷被下封口令時,他還是只對著妳的鏡頭講貼心話,讓這部紀錄片取得與眾不同的角度與觀點。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左)、陳為廷。(記者廖振輝攝)

不容易的是,妳不但拍到學運領袖在黑暗時刻的煎熬壓力,也讓大家看到身為創作者的脆弱與失落面,多數關於社會運動的紀錄片聚焦在運動的光華一面,妳卻讓大家看到運動背後的脆弱,這種論述,可以說是身為一種既私密卻又誠懇的分享。但這一切又緊扣著片名:《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片名揭露兩個重點,一為青春,二為台灣,告訴我們這樣命名的考量吧?

學運以太陽花為象徵,希望它能照亮「黑箱服貿」,並期盼台灣未來迎向太陽。(記者劉信德攝)

答:電影中這位來自中國的交換學生蔡博藝,曾寫過一本書《我在臺灣,我正青春》,內容是她來台灣求學的觀察與省思,我覺得這標題很好,很契合蔡博藝本人及她所做的事,正因為她還年輕青春,仍抱有好奇心,也像個海綿一樣,可以吸收許多新的想法,這部片在講的也是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青春,剪接完成後,我問蔡博藝,這部紀錄片已經不只是在講妳跟陳為廷的青春,而是變成我們的青春了,她也覺得《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片名不錯,因為這就是屬於我們的青春,這是記錄我們一段成長過程的電影。

片名要有「台灣」是我的堅持,我對於身分認同曾有個追尋的過程,嚴格來說我是東南亞華僑的第二代(爸爸是馬來西亞華僑,媽媽是印尼華僑),追尋多年後,我認同自己就是一個台灣人,我希望我們生活的地方、國家、環境可以更好,明明我只是個平凡人,但卻希望台灣可以突破國際外交與經濟的困境,甚至讓世界更多人關注到台灣的處境,所以我在片名裡要放進台灣,如果這部片將來能在國外映演,觀眾都能從片名裡知道這部片講的是台灣的人與事。

當自己孩子般交心 揭學運獨家內幕

問:妳從2011年就開始記錄陳為廷、蔡博藝,投入的時間及交心程度都是他人無法相比的,這彷彿就是妳的天命,你們的互動也很誠懇動人,談談妳跟對方如何交心?

答:我跟他們有很奇妙的緣分,有時候覺得拍他們好像真的是我的命。至於誠實跟質感,我想這也是我唯一會做的部分,我們能夠交心,也許很大的原因是長久以來,他們能感覺到我是真的在意他們,也在意他們做的事,我覺得他們應該有從我的鏡位關注中感受到一些愛。拍攝期間,三方會有奇妙的拉鋸,像是陳為廷偶爾會唸說為什麼我都去拍蔡、不拍他;當我長時間跟拍陳後,蔡又會覺得失落,頓時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像不能偏心的媽媽耶,有很多的信任,甚至有一些依賴,我們早就不是單純的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

導演走進鏡頭 脆弱、誠懇私密視角

問:這部紀錄片裡,導演也成為其中的一個角色,妳個人的涉入與曝光,讓導演的身影和觀點也佔有重要位子,不再是從旁記錄而已,妳怎麼看把自己放入紀錄片裡的書寫美學?

答:我本來並不想這麼做。這部片我總共剪過12個版本,第一個版本剪了200分鐘,當時我處於很低潮沮喪的狀態,只是用一種交差的心態完成標案需要初剪版本,然而拿給沈可尚導演看時,他說很精采,但看不出來究竟這部片想表達什麼,而妳在那兒呢?妳的體悟是什麼?他建議我加入旁白。

那時,我有點受挫,因為我認為優秀的紀錄片就該像沈導拿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築巢人》,用鏡頭就說出千言萬語,沈導那時給我建議,影片裡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建議我回頭再找陳、蔡兩人聊聊現在,但我不想乾聊,於是我又剪了100分鐘的第二版,請他們來看看過去的自己,這一次的拍攝中,我失態地哭了,很失控,很糗,但很誠實,於是在第三個版本時,就加入了自己哭泣的部分。最後再慢慢調整成最後的樣貌。

把自己放入片裡,周遭朋友都反對,連我先生也不確定究竟好不好,但沈導很支持,也鼓勵我相信直覺,完成有個人現身的紀錄片。

走出立院陷低潮 驚覺被社運甩了

問:太陽花學運是這部電影的關鍵核心,妳不但從他們還是沒沒無聞的學生就開始記錄,也拍到了後來陳為廷因往事曝光,無法再從事政治競選後的當下反應,及蔡博藝的父母看著女兒來台求學卻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運動時,既期待又失落的感覺,那種五味雜陳的青春滋味很動人,但妳本人拍攝這部片時,又「得到」或「失去」了什麼?

答:在這段時間,「得到」與「失去」是不停波動的,但我認為,「得到」仍大於「失去」。

我的鏡頭分別從2011年就跟著陳為廷、蔡博藝兩人,從反國光石化、華隆罷工、反媒體壟斷、反對大埔強拆等社運一路走來,直到太陽花學運攻佔了立法院後,我才發現我拍攝的對象,是這場牽動台灣社會發展的核心人物,至少有50萬人參與了太陽花,居中的約有萬人,但陳為廷他們則是核心中的核心,那時我能在最核心的位子記錄著決策實況,再轉身看著外面的49萬大眾,確實,一度心中曾經油生一股優越感,但拍到最後,我才明白,我也只是那平凡的49萬人之一罷了,我也只是把期待改變社會的心投注在運動上的49萬分之一。

我曾熱血,相信投身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社會,但目擊運動始末,了解很多現實侷限,例如佔領立法院期間,原本要求透明、公開的學運青年所成立的小政府裡,也無法做到徹底公開透明,所以當時場內有太陽花,場外則有大腸花的批判聲浪,這些期待與失落,或多或少就是所謂的「運動傷害」。

學運告一段落後,這兩位主角不再站在社運前線,我拍著他們從風頭高處漸漸墜落,我也陷入極度的低潮,我懷疑自己就算拍到了陳為廷與蔡博藝的失敗,對社會、對我自身到底有什麼意義?

拍攝後期,我一度覺得一切都不可能了,也失去了拍攝熱情,但為了結案,又不能不繼續做,重新審視著這些年拍下的素材,好像都沒了意義,在沮喪低潮裡,我找來陳為廷和蔡博藝,打上燈,請他們看我初剪的毛片,想做一場正式的訪問,但那時他們沒哭,我卻哭了,我為自己曾經的奮鬥哭泣,也為自己曾有的雄心壯志,也為我們一起有過的理想哭泣。這次哭泣是個轉捩點,我發現自己會哭成那樣,是源自於對社會運動的單相思。

意識到民主侷限 方能克服失落感

問:很少人像妳這樣面對太陽花帶來的「運動傷害」,但是太陽花從2014年到如今,已經快滿5年,這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選在4月10日公映, 5年前佔據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學生在這一天,走出立院、結束了24天的抗爭,妳選擇走出來的這天而非攻佔立院的3月18日做首映,為什麼?妳期待大家如何重新審視或者面對這些一直沒能結疤的歷史傷口?

答:選擇4月10日這一天,並非是紀念這段歲月的結束,我認為抗議學生們從立院走出的那一天,正是「為什麼我們會變成今天這樣」的關鍵,那天就這樣走了出來,很多爭議都無法解決,在很多人身心留下大小程度的傷口,所以台灣成了今天這樣。

太陽花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就像一個政治上的啟蒙,很多人期待透過這麼浩大的社會運動,可以改變所有認為不公不義的事情,這股能量影響了2014年的九合一大選與2016年的總統大選,許多社運人士投入選舉,企圖在政府體制內改革,政黨輪替了,運動的能量慢慢減低,這股期待又從國民黨轉往民進黨,但當人們了解到社運並無法立即改變一切時,失望感開始瀰漫。

當初參與的學生出了社會,少了時間去關心政治事務,甚至發現自己逐漸變成過去並不喜歡的大人模樣,去年九合一大選的結果,透露著一切都不可能有所改變的訊息,讓年輕人的失落感更加濃烈。

在學運期間,場內、外有各種不同的聲音,我好像都能理解,當時我只覺得:「民主好難喔,大家各有各的難處,到底怎麼樣才比較好?」但我想要強調的並非是因為民主很難,所以我們就不要施行民主了,而是唯有我們意識到民主的侷限,才有可能使它變得更好,讓我們的民主更成長。

問:《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去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也將代表台灣競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妳希望透過這部電影讓更多世人知道台灣的困境,現在這部片被世界看見的機會出現了,是否有什麼計畫讓這部片走向世界?

答:目前正規劃群眾募資(http://bit.ly/2U4eEXO ),定下4個階段,目標400萬元,盼能一鼓作氣從首映到前進奧斯卡,讓這部片有機會可以在世界各地放送映演。坦白說,雖然能代表台灣競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但也只是一張門票,每年要面對至少兩百部以上的優秀紀錄片,擁有投票權的美國影藝學院會員更達6000人,我只是個鄉巴佬,還不知道怎麼讓這些人看到我的電影,我請益過魏德聖與宋欣穎導演,他們建議我找專業公關來處理,但台灣真的很邊緣,願意接案的不多,開出的價碼更不低,前輩們鼓勵我這些錢該花,因為這是在播種,一旦種子開花,就有更多人知道台灣的處境以及台灣的聲音。

金馬得獎登高一呼 願成眾人情緒出口

問:去年金馬獎妳在台上的發言如此艱難,卻又真誠,妳的韌性與勇氣贏得好多人的讚譽,但也立刻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政治壓力,甚至各種怪罪與謾罵,談談那段時光吧,妳怎麼走過來的?

答:我的感言其實是在去年7月就準備好的,當時我先在台北電影節拿到最佳紀錄片獎,很有機會拿下百萬首獎,於是就沒先唸這篇稿子,但是最後得獎的是《幸福路上》,沒機會再唸稿,後來再入圍金馬獎,又燃起了希望,心想真能得獎就要唸出我的心聲。

我坐在典禮台下,只怕背不全這篇稿子,又不想拿小抄上台,最後聽到我得獎時,腦袋根本是一片空白,緊張歸緊張,最後終究說出了:「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事後,打開臉書,讀到負面批評甚至惡意的詛咒,但我知道除了網軍外,許多人只是需要一個情緒發洩的出口,那就拿我當出氣口吧,因為如果不給他們當出口,這些負面的能量或許就會轉向傷害到不該傷害的人。但我更感謝那些支持我的聲音,讓我可以在那樣的狀態下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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