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一位女作家之死，引爆補習名師涉嫌性侵疑雲，由於事件發生已有一段時日，加上被害人已經死亡，就算真有此事，恐也因證據不足，致無法為訴追。從此事件也顯示出，性侵被害人因怕二次傷害，致不敢提起告訴的癥結，故如何有效降低，甚至消除刑事司法所可能帶給被害人的壓力，肯定是當務之急。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四八條之一，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血親、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在場。而依性侵害防治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對性侵害被害人為驗傷，既要有醫療人員陪同，更須得其同意，才可為取證。凡此規範，目的當然在於避免被害者再次受到傷害。惟因被害人並非當事人，故於檢警偵訊時，就無律師陪同在場之權，這與被告得請辯護人，甚至於身心障礙時，應由法扶機構派律師到場，有著不小的落差。
而就證據取得來說，被告律師於審判中，可至法院檢閱所有卷證，但被害人只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七一之一第二項，即以告訴人身分僱用律師為代理人時，才得以檢閱卷證。若未請律師或僱用非律師為代理人，就無從閱覽卷證，致形成一種資訊的不對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或其代理人，雖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七一條第二項、第二七一條之一第一項，可於審判中到場陳述意見，卻因不具有程序主體地位，致無法詰問證人，也因緘默權保障，被告就無成為證人而受訊問或詢問之義務。由於被害人乃以證人身分出庭，不僅須接受被告或其辯護人之詰問，而再被翻出舊傷口，且因必須具結，致得擔負偽證的罪責，致又與被告產生防禦權保障的不對等。
總之，現行將犯罪被害人當成只是證人的規範，既與被告地位不能相等同，亦使其於整個刑事司法程序，有陷入孤立無援之風險。也因此，正進行的司改國是會議，雖已有分組確立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主體地位，但如此具有高度共識的決議，實無庸、也不應等待總結會議後，再來推動改革。而應由立法者儘速推動修法，以慰藉年輕生命的逝去，亦可使受害者勇於出面，致無庸繼續在暗夜中哭泣。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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